作者简介：
冈村秀典（OkamuraHidenori）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所长。年生于日本奈良市，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年作为留学生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历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手、九州大学文学部副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和教授，年获第13届滨田青陵奖，年获“立命馆白川静记念东洋文字文化赏”。师从樋口隆康、林巳奈夫教授，受宿白、邹衡、俞伟超等先生的熏陶，主要研究中国考古学，并多次来华参与考古调查和发掘。著有《三角缘神兽镜的时代》（吉川弘文馆,）、《中国古代王权与祭祀》（学生社，）、《夏王朝：中国文明的原像》（讲谈社学术文库，），编著有《国家形成的比较研究》（学生社，）、《云冈石窟：遗物篇》（朋友书店，），《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监修《云冈石窟》共42册（科学出版社，—）。
一、中国的北方和南方
广袤的中国大陆，可以根据自然环境和地理状况分为几大区域。关于风土和人文的关系，《史记·货殖列传》对中国南、北有如下描述：“（长江中下游的）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与此相对，沂、泗（山东南部）以北，虽然自然条件差些，但由于人们积极开发，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所以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马、牛、羊、猪、狗、鸡），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黄河中下游流域的）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淮河上中流域的）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山东北部）、赵（河北南部）设智巧，仰机利。燕（河北北部）、代（山西北部）田畜而事蚕。”
司马迁是武帝时人。年轻时他为寻访历史和传说走访了中国各地，可谓经验颇丰。他住惯了北方，对南方存在偏见在所难免。然而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记述则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并对此后的比较文化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以今日的气候划分看，中国北方寒冷干燥属于亚寒带到温带，中国南方属于温暖多雨的暖温带到亚热带。如《史记》所记，中国文明以农为本，每一区域都在适应当地环境中发展。大体上说，以秦岭山脉和淮河为界，一般可分为北方的旱地谷物地区和南方的水稻地区。然而，中世纪以后中国北方从种植粟、黍等杂粮过渡到以种植单位面积产量大的小麦为主。因此又有人将中国分为北方旱田小麦地带和南方水田稻作地带。近年，一部分大力提倡“长江文明”论的研究者从南方稻作文化和北方旱田文化的对立性观点出发进行了相关研究。
可是，在农耕的初级阶段，狩猎采集仍占相当比重，根据风土的不同而从事多种多样的生产活动。从这一观点出发，甲元真之在全面搜集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资料后设定了三个地区的经济类型。即，从事稻作和以捕鱼、狩猎为中心有选择进行生产的长江流域；以谷类为中心同时组合各种杂粮又饲养各类家畜、进行狩猎的多种生产的黄河流域；以狩猎、捕鱼、
采集的自然经济为主，多种类的杂粮栽培和饲养家畜为辅的广泛性生产的东北亚。用这一理论来理解在以铁制农具和牛耕、大规模灌溉为基础的集约型农耕形式固定下来的汉代以前的农村，大概也是比较妥当的。
尽管如此，正如本书将要详细论述的那样，商代早期国家成立后，黄河中游的城乡畜产和肉食消费产生了明显不同，黄土高原地带也逐渐增加了畜牧群居性的羊、牛等食草类动物的比重。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向公元前五千纪以前具有代表性的炊煮用器—陶器上的话，可将其分为三大系统，即长江中下游至黄河下游的东南系统、以黄河中上游地区为中心的华北系统与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东北系统。也就是说，圜底釜和鼎主要分布于东南系统，华北系统主要是绳纹平底罐，而东北系统是蓖纹平底筒形罐。除去属于东南系统的黄河下游区域，大部分与甲元的三类型范围相当一致。但不论是稻还是粟、黍，全都以粒状炊煮。从炊煮用陶器的形制来看，其并不能成为南方稻作文化和北方旱田文化相对的证明。而且，文化动态也是随着时间和空间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并不一定要把稻作文化和旱田文化对立起来。
二、文明地域的原动力
广袤的中国有着千姿百态的风土人情和生产形式，这些对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样的作用呢？西江清高认为黄河中游的二里头文化象征着最早的王朝诞生，其理由是因为公元前二千纪前后的气候变化，使单一栽培型的农耕社会面临崩溃，而与华北和华中环境条件极其吻合的黄河中游的二里头文化正好结合了旱田耕种和稻作农业，适时地应对了气候的恶化。而有关气候变化的数据还不齐全，即使这不是问题，二里头文化在杂粮以外也的确栽培了稻，但稻在全体作物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仅此就能控制住生产力降低的局面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而比起河南中部来说，倒不如说河南东部和山东南部的这种耕种旱田和稻作的组合农业更为发达，也就是说只有二里头文化迈入文明化进程的理由并不充分。本书第四章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事实上早在公元前二千纪黄河中游流域就开始了不仅包括此前就有的杂粮生产，还有稻、大豆和麦的五谷轮作和精心耕作的集约型农业。总之，即使挽回了生产力的低下也并不能带来文明，而农业技术革新导致的生产力提高才是社会发展和文明化的重大要因。
另一面，宫本一夫认为公元前二千纪长城地带至亚洲内陆范围内产生了畜牧型农耕社会（游牧社会），并和中原的农耕社会形成对立，这两个文化轴的接触地带产生了商王朝和周王朝新的社会系统。确实，在商晚期的都城殷墟发现了西方传来的马和马车，周王朝也兴起于西部边境。在与畜牧文化的交流中农耕文明有所演变是肯定的。别说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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