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站在帕台农神庙前面欣赏它的宏伟，你可能已经发现自己陷入了蒙娜丽莎微笑的咒语中;然而，当你站在五层高的佛像前，你可能会体验到另一种非凡的感觉，因为你的眼睛是宏伟与优雅的完美结合。
当欧洲进入漫长的中世纪，远在东方时，中国正在迈入繁荣时代。在唐朝，中国经历了经济的发展，并达成文化艺术高峰。龙魏石窟始于北魏时期，是中国最大的石窟。保存一件有着千年历史的唐代瓷器似乎不太可能，但在这里，早于唐的历史可以触摸和感受。
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年）前后，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共有余尊佛像，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
龙门石窟位于千年帝都洛阳南郊，这里风景秀丽，景色宜人，两山巍然对峙，伊水中流，形似一座天然的门阙，所以古称“伊阙”。隋炀帝定都洛阳，因宫城城门正对伊阙，古代帝王又以真龙天子自居，因此得名“龙门”。
闻名遐迩的龙门石窟就雕刻在伊河两岸南北长约1公里的峭壁上，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公元年），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明诸朝，断断续续营造长达多年。其中于北魏和唐代的开凿最为兴盛，北魏洞窟约占30%，唐代洞窟约占60%。两山现存窟龛多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多块、30余万字，佛塔70余座，是我国现存最伟大的古典艺术宝库之一，与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我国三大石窟。
龙门石窟较之我国其它大型石窟有着诸多显著特点，其中两个对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龙门石窟的营造跨越朝代多，这就决定了龙门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从中可以看出各个时代的风格演变痕迹。二是龙门石窟是皇家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能够代表同时期石窟造像艺术的最高水准，同时也决定了石窟造像必然与政治动机紧密相联，反映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本文主要从以上两个角度入手，结合美学概念，对龙门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作一简单阐述。
龙门石窟的造像风格与时代的变迁是分不开的，每个时代的造像具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和浓郁的时代特点。魏孝文帝以前的佛像造像面相丰盈，神态温和宁静，突出了佛的伟岸和庄严。公元年，北魏孝文帝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北方地区，毅然决定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到了洛阳，同时还实施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龙门石窟北魏时期的造像多为削瘦的“秀骨清像”，早期的衣纹紧窄、偏袒右肩式袈裟也被褒衣博带式的服装所代替，衣裙层层垂悬，形成疏密间杂、通体流畅的衣饰线条，从而达到飘逸豪迈的艺术效果，这是那个时代崇尚的美的最高标准。这时雕刻的飞天动作潇洒，多呈跪姿，雕刻手法由云冈石窟的直平刀法向龙门石窟的圆刀刀法过渡，艺术风格也由浑厚粗犷、富于幻想的神秘色彩转向精细入微、趋向写实的境界。比如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主尊释迦牟尼，嘴角上翘，微露笑意，衣饰也由偏袒右肩和通肩式变成汉化了的褒衣博带式，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仿佛接近了许多。
这些表现手法是南北艺术交流的结果，但是这些也与孝文帝推行先进的汉化政策，吸收借鉴东晋南朝和中原汉文化，以及迁都洛阳之举是分不开的。孝文帝改革包括制定礼乐制度，改革鲜卑旧俗，采用汉姓，同汉族人通婚，改穿汉服等。这充分显示了龙门石窟的中原艺术风格是北魏迁都洛阳之际在民族及文化大融合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北方鲜卑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为主的文化的融合，有着外来佛教艺术与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相融合的具有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的中原艺术风格。
北魏时期的龙门石窟造像艺术的中原风格，对当时与后世的石窟造像艺术，以及中国绘画、雕塑等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魏末期开窟造像已经由极盛走向衰落。隋唐时期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灿烂辉煌的时代，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一百多年间，造像活动一直不断，特别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佛教发展在规模和艺术上达到了空前鼎盛时期，佛教雕塑充分显示出雄健奔放、饱满瑰丽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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