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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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年轻的讲解员赵轩说，他更愿意把自己的工作定位成社会教育、公共教育者，“樊锦诗院长总跟我们说，你们是文化遗产地的讲解员，你们的素质决定了文化遗产地的价值”。
赵轩从四川传媒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毕业，北漂了一年后回到家乡敦煌，年来到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当上了讲解员。赵轩坦言，有游客把讲解员当成“服务员”，有同事被投诉就一个理由：服务态度不好。
“刚开始有点沮丧，但有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来这里前认真做了攻略和研究，他们提出一些有趣的甚至是很专业的问题，看到他们的投入，和他们产生互动、共鸣，让我的工作有了成就感。”
赵轩
李亚萍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她说：“游客来到敦煌与我们一起走过一个个洞窟，就像是上了一堂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课程，游客来自世界各地，在他们的眼神中，在与他们的提问交流中，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在敦煌之旅收获了敦煌石窟文化，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讲解员每两年就要进行一次大考，考官是敦煌研究院敦煌学各个方向的专家。考试方式是随机抽出三个开放的洞窟，讲解员即刻开讲。
“他们最清楚我们是在背，还是理解了以后再讲解。所以每逢大考，讲解团队里每个人都是‘亚力山大’。”
讲解员办公室的桌上基本上都是书，有时候游客提出问题，自己也回答不清楚，回来第一时间就是翻书寻找答案。
李亚萍
年出生的靳晖年来到敦煌担任讲解员，她是福建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的。段文杰先生的《佛在敦煌》、樊锦诗和赵声良合著的《灿烂佛宫》、敦煌研究院编的《讲解莫高窟》是靳晖考前必须“回炉”的三本书。“不能说背得滚瓜烂熟，三本书每个章节都是什么内容，在脑子里是印下了。”
靳晖在“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中为公众讲解《鹿王本生》。
每年的淡季是文化弘扬部的培训季，不同领域的敦煌学专家针对不同的主题开讲座，一个冬天下来能有十几个。
李亚萍说：敦煌学学术研究在不断地更新，敦煌学研究的发展都要体现在讲解中，每回“都感觉研究成果太多了，学不完。”
靳晖说有一次一个游客问她，每天都在干着同样的事情，不会觉得重复枯燥吗？被问完这个问题后，靳晖自己也想了一下，好象是有那么一段时期，有点迷茫。但如今她有了新的认识，“我可以用不同的解说方向来打破自己的重复。同样的一个洞窟，一幅壁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读，在讲解时，我会时常变换角度，对于自己是重复中的丰富。当然在这背后，就需要不断地学习敦煌学。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点，我现在研究诗词与壁画，还有人喜欢服饰，有人偏重历史。”
宋淑霞现在是文化弘扬部的副部长，年习近平总书记来莫高窟视察时，正是宋淑霞担任的讲解工作。现在，她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团队管理和社会公共教育尤其是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上。
宋淑霞说：不同于其他博物馆讲解员，莫高窟讲解员的工作在室外，夏天热的时候，地表温度有40多度，穿底薄的鞋都会烫脚；每天爬上爬下，还得不停地讲，有时研学团需要看一天。对于讲解员的体能是一个挑战，“每年都有讲解员在洞窟晕倒”。
“他们都很辛苦，但你也不能指望每个讲解员刚来到这里都热爱这份工作，刚开始，肯定就是一份工作。所以我们就需要从管理上和他们的职业成长上给他们空间，通过对敦煌研究院的文化认同将责任心和文化担当植入到心里，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赵轩说在这里工作很踏实，领导们很“热情”。他说的热情就是不断地给讲解员提供对外交流、提升自己的机会，同时前辈们职业方向的可能性也给了他们很大的定力。
宋淑霞说，每年都会与云冈石窟、兵马俑等文化遗产地交流，通过敦煌的外展让这支队伍有更多的见识，认识到洞窟讲解和展览馆讲解的不同。将年轻人送到大学里深造，去国外留学开拓眼界，是敦煌研究院一直以来的传统。
从年起，文化弘扬部一直进行莫高学堂进校园的公益活动，从未间断过，“这个活动还有一个子活动，就是每年评选小小讲解员，最终获奖的讲解员可以来莫高窟参观，同时在暑假时来莫高窟个别洞窟担任讲解员。”
发展到今天，莫高学堂已经覆盖了敦煌市全部六所小学三至五年级的社团课，而讲解员团队里有十几人成为学堂的老师。
李亚萍、赵轩、靳晖都是其中的成员，赵轩说：如果当天有社团教，就需要上山带头两批客人，三点左右，下山去学校上课。
宋淑霞说，淡季的时候，将推广敦煌文化公益讲座。
莫高学堂所用的教材都是由讲解员执笔，最后由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审定的。他们制作的音频在喜马拉雅上投放，粉丝一个月达到了10万+。
“讲解员们在回望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不能只单单说我接待了多少万游客，他们需要更多的渠道将自己的积累释放。”宋淑霞说。
在这个队伍里，有人转岗成了其他部门的骨干，陈列中心的陈瑾，曾经是德语讲解员，她现在做的是社会公共教育。
柴启林则是莫高窟研学中心的负责人，他积极地给热爱莫高窟艺术、希望深度学习敦煌文化的人进行各种课程定制。
而有人成了敦煌学的研究者，每天“浸”在石窟里，他们常有不一样的发现。
现在文化弘扬部的李萍部长，由她翻译的日本宫治昭所著《犍陀罗美术寻踪》和《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成为敦煌学学者的工具书。
“前辈的榜样就在那里，好好学，不断向前。”赵轩说。
赵轩说，有一次在莫高窟的九层楼广场主持完节目往回走，天黑了，大家走着走着，突然间不说话了，这一刻世界和时间凝固了，“石窟就在身后，忽然觉得能与敦煌莫高窟在一起是我的荣幸”。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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