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周作人兄弟阋墙，可以说是近代一件大公案。这本该上头条的消息，却在双方当事人的低调处理中，成为一个世纪之谜。用周作人的话来说：
为了证明对方的错，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不辩解》）
这是对的，周作人在晚年，甚至把事发前一条可能表明线索的日记给剪去了。于是，完全没有娱乐精神的兄弟俩，硬是生生把这件头条，沉入历史的深渊。也正是这样，围绕着兄弟俩的种种脑洞大开的猜测，在这个自媒体时代真真假假，乱人耳目。这里整理一下比较可靠的相关资料，虽然不可能还原事实真相，但也大概能粉碎一些谣传。
首先，这个兄弟反目，低调且突然，连鲁老太太都目瞪口呆。鲁老太太曾对人说，前一天两兄弟还把书搬进搬出说要写文章，后一天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这段话是以前看过谁谁谁的回忆录里的，真实度什么的不太重要，我相信是这样的。引用这一段，只是为了表明，知道真相的人，其实很少。
少到什么程度呢？少到知道这件事的缘由的，连三个都不到：周作人、周夫人羽太信子是肯定知道的，而鲁迅则属于不完全能理解真实原因的。
可考证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年7月3日，兄弟俩还其乐融融地携手逛商场逛书店，共同接待了孙伏园父子。鲁迅日记里记着：
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写真三枚，共泉六元八角。
周作人日记里也记着与“同大哥至市场”（后面有几个日文字，所以不录了）。
到了14日，鲁迅日记里有这么一句：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似乎有什么事发生。周作人这一天的日记并没什么特别之处。到了17日，本来周作人的日记里有一条记录，被剪掉了，留了一条空白。
年7月19日上午，突然，周作人亲自给鲁迅送去了一封信：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一天，周作人已经不称大哥了，在日记里这样记着：
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
鲁迅的日记里这样记着：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这时，距兄弟俩在北京八道湾胡同11号置起房产，鲁老太太和三兄弟一大家人“兄弟怡怡，合家欢聚”的生活才刚刚不到四年。
随后，鲁迅的日记里频繁出现准备搬家的记录：
26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29日，星期休息。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30日，三十日昙。上午以书籍、法帖等大小十二箱寄存教育部。31日，上午访裘子元，同去看屋。……下午收拾行李。8月1日，……午后收拾行李。2日，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这一天周作人日记亦记了一句：
下午L夫妇移居砖塔胡同
自此以后，鲁迅刻意减少应酬，以避免与周作人碰面。直到年6月11日，鲁迅在日记里记道：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而周作人日记里关于这事，仅记着：
下午L来闹，张徐二君来
这场风波里，倒是有四位见证人，即羽太重久（羽太信子的哥哥），张凤举和徐耀辰。还有一位就是借住在八道湾胡同的川岛（章廷谦）。可惜章川岛这用是好象日本名字笔名的家伙，却根本不懂日语，并不能完全明白三人在吵什么。他在回忆鲁迅的文章《兄与弟》中提到，周作人欲拿铜香炉砸鲁迅，自已赶紧将周作人劝住拉去内屋。听见羽太信子打电话招张徐二君来，便自己回层了（原文见章川岛《兄与弟》，书不在手边，没有录原文，但大意是不错的）。
而周建人回忆鲁老太太说的则是，周作人要动手，鲁迅拿了个石枕头作势要扔才吓住。（这个没找到原文。）
鲁迅一生的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
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郁达夫在北京与张凤举徐耀辰交集比较多，然而和二人交流之后的结果却是：
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民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郁达夫《回忆鲁迅》）
再往后，兄弟俩再也没有什么交集往来。用郁达夫的话来说：兄弟俩一生竟没有和解的机会。
年之后，周作人与鲍耀明结识，两人往来书信多达数百封，其中不乏提到兄弟之和一事。
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周作人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
“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同年11月16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里又说：
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
而在《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
《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中还收录了一些周作人日记，年5月23日的一段日记：
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记鲁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雅不欲谈，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妾妇浅见，亦可哀也。昔记回想，但以不辩解为辞，今知亦可不必耳。
作为文化名人，鲁迅和周作人的兄弟失和，不能不说是一件公案。但归根结蒂，还是一件家事。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为何非要理论出一个谁对谁错呢？既然鲁迅兄弟俩说这是家里的事，对此“从容辞却”，我们这些外宾也大可不必费心，更不必打开无边的脑洞，只为“兄弟俩一生竟没有和解的机会”叹一声息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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