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打开的史书
宁夏固原市境内的须弥山石窟给人的感觉很特别。
我去过云冈、龙门和敦煌等地，热闹的旅游胜地，石窟前总不乏摩肩擦踵的游人。可是，当我一路奔波后终于站在宁夏固原市西北方向须弥山脚下的时候，却感受到了珍贵的宁静。没什么人，只有大佛慈悲的目光笼罩着大地。偶尔一声鸟鸣穿空而过。脚下一条隐蔽的山沟中满是桃树，据说在春天会默默地开成一道花溪。
“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同行的伙伴说。的确，我们在南方看过的很多丹霞地貌中，都有读隐的传统，据说不乏进士及第。实际上，很快我就真的找到了“读书”的感觉，不过那并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那布满山崖的石窟，犹如一本巨大的史书徐徐展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本特别的书。
须弥山石窟不似敦煌、龙门等开凿在平展的峭壁上，令人一览无余，而是如长卷迂回辗转在南北长米、东西宽米的八峰相接的崖面上。百余大小石窟依山傍势，或临川而开，或雄立山巅，或蔽于山凹，且各时期的洞窟分区开凿，颇为罕见。似史书章节般自南而北自然地形成了八个区域，脉络清晰易于“阅读”——如子孙宫区主要是北魏、西魏时期洞窟；圆光寺区及相国寺区则以北周洞窟为多；大佛楼区则是唐代的篇章。它特殊的“书签”也颇为有趣——有不少未完成窟。导游告诉我们这往往标记了当时的突发事件，与改朝事件、毁佛事件、兵临城下等密切相关。而独具深意的“缺失”也是它的另一种笔法，给人们带来许多疑问——在唐代达到巅峰之后，须弥山便如断了线的风筝，从此不再有开凿造像的活动，即便是统治宁夏大地且崇佛的西夏也放弃了这里，却在敦煌等地留下了灿烂的石窟艺术。
须弥山第5窟唐代开凿高20.6米的弥勒坐像
这也是一次不乏华章的阅读——那尊占据了半个山头的大佛，比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还高3米多；北周石窟群之精美宏大堪称国内罕见，而这座山的名字就更有深意了——“须弥”是梵文的音译。梵文是印度雅利安语早期(约前年)的名称，由于印度教经典《吠陀经》是用梵文写成，后来就把梵文的语法和发音都被当作一种宗教礼仪保存下来了。“须弥”一词在梵语里是“修米楼”、“苏米楼”、“须弥楼”等多种，用汉语来表达就是佛教词语中的“妙高”、“妙光”、“善高”和“善积”等。
只有南国才有的菩提树竟奇迹般在须弥山存在
“须弥”本来是指印度传说中的佛教名山——须弥山。在古印度的吠陀罗神话中，须弥山高八万四千由旬（“由旬”是古印度计算距离的单位，一由旬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5公里），相当于我们所生存的地球到月球的三倍。须弥山的山顶是帝释的住所帝释天，帝释被尊称为“世界大王”他统治了一切。在佛教传说中帝释又保护着佛祖、佛法和出家人，是“护法诸天”中的“天”。须弥山四面山腰上住着四大天王，四周还有七个香海、七座金山。在七座金山的外围有铁围山围绕着咸海，咸海周围才是人类生活的四大部洲。
把这座不过是六盘山余脉，海拔仅多米的小山脉为须弥山，可见其曾经的地位。
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地标”
我读过一个宁夏诗人的作品，他形象的描绘到：丝绸之路如一条丝质的华美腰带穿过宁夏，须弥山石窟则如佩环闪耀七彩光辉。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丝绸之路重镇附近往往也是石窟诞生地，如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石窟等莫不如此。再这样的浪潮中，六盘山山北部以固原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石窟群，固原市境内主要有须弥山石窟、云台山石窟、无量山石窟、南凤山石窟等。其中，须弥山是全国十大石窟之一，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当我打开地图，将穿越宁夏的丝绸之路和石窟所在地一一标出时，发现它们之间更多的往事和秘密——它们往往循丝分布，却又和丝路上的重镇固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多选择清静又距离城市不远的山岳，符合这些条件后，倘若山前再有河流且岩石适于凿刻，便往往是石窟的家园。这种选择是充满智慧的，循交通线，并依傍城市，保持了香客和寺院补给，而隐于山野，则又营造了良好的修行礼佛的环境。
被誉为“须弥之光”的北周51号窟造像
而再看看自西安经固原到河西的丝绸之路，我再次被古人的智慧征服了——虽然路上高山大漠阻隔，黄河崩腾而过，可从地图上看，这条声名赫赫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却巧妙地穿行其间，充分利用自然提供的各种可能性。自汉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到河西重镇武威，近乎是一条直线，大大缩短了使者、商队的行进时间。因此，丝绸之路的东段虽有多条路径，经宁夏固原市的却堪称其中最为重要的路线，不仅距离短，而且开辟时间早，路况好。史载北魏时期一只来自波斯的狮子便选择从这里运送，想来路途遥远且要有笼和车，没有通畅的大道是不行的。因此固原便成了关中通往河西走廊、大漠南北的枢纽，更因为扼守六盘山和萧关防御带，与西安唇齿相依，被称为“关中咽喉”。
北周51号窟6米多高的三世佛坐像
作为多文化的交汇、融合、传播之地，须弥山石窟被赋予了独特的风格。如须弥山石窟受到中心文化的影响，又反映了周边如凉州石窟的一些特色，甚至龟兹石窟的窟窿顶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东西南北中的石窟艺术在这里融于一炉。如果是一位石窟爱好者来到这里，他一定会品尝“石窟拼盘大餐”的感觉。
第45窟北周中心塔柱及鎏金造像
而细观须弥山的各朝造像，好像在欣赏一系列佛像的“易容更衣记”，各个时代对于“美”和“时尚”的理解，也影响了石窟造像的容颜与衣装——北魏造像脸形清瘦佛穿双领下垂的大袍，菩萨穿汉式对襟袖襦，这是北魏孝文帝“胡服改制”的浪涛拍打到须弥山所致。及至北周，造像既有北魏秀骨清像的余韵，又给人以珠圆玉润的感觉，成为隋唐“丰满富丽”风格的先声，衣纹疏密相间，摆褶重叠，呈人字形展开，下垂部分较长，突破了北魏以富于装饰意味的风格而变得流畅自然，表现手法趋于写实。到了唐代，菩萨一下子变得美丽生动起来，以丰满健壮、雍荣华贵为美，明显地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身绕长巾，裙裾飘逸，柔和的衣纹紧贴身体，呈现出人体的动态和曲线之美，头梳唐代贵族妇女盛行的高顶云髻，正是“官女如菩萨”的现实版本，显示出唐文化的开放和社会的审美趋势。或许可以这样说，这里的石窟迎接八面来风，历经风格演替，堪称佛教造像的一个“风尚之都”。
第窟唐代中心塔柱造像
闪耀在北周和唐代
把须弥山石窟的这本大书读到这里，似乎也可草草收场了。然而如果在细读下去，便可发现更深层的书写与情节。穿过宁夏的丝绸之路还有一重身份——“萧关古道”，与前者如丝的柔软和华美不同，这乃是一条充满了烽火、战争和铁蹄的道路。那是“渐觉风沙暗，萧关欲到时”的边关苍茫，是“萧关路绝久，石堠亦为尘”的战乱变迁。两条好似截然不同的路，便在宁南大地上奇妙地融为了一体。而和平与战争的变迁，便也镌刻在这片大地上的石窟中。
须弥山相国寺唐代石窟群
须弥山石窟北周洞窟堪称这本书的重要华章。其规模之宏大，气势之不凡，窟内雕饰之华丽，在全国范围内也首屈一指。北周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短暂的封建小王朝，仅历五代皇帝共25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须弥山为何能开凿出如此众多的石窟呢？这与固原的特殊地位有关——这里是北周太祖宇文泰的发迹之地。在入住长安后，北周的数代帝王都十分注重经营这方“左控五原，右带兰会，黄河绕其北，崆峒阻其南”的土地，将此作为王朝的重要经济和军事基地。宇文氏家族与镇守固原的李贤关系非同寻常，宇文泰曾将其子宇文邕（以后的周武帝）和宇文宪寄养在李贤家达6年之久。周武帝即位后西巡，仍“幸贤第”，“让齿而坐，行乡饮酒礼焉”。在北周时期佛教石窟的营造上，大都督李允信在天水麦积山开凿了规模宏大的七佛龛，随宇文泰讨伐北齐有功的尉迟迥则在武山拉梢寺修造了40米高的摩崖造像。对于时局安定的原州来说，有朝廷的极度重视，又有李贤等一批重臣致力经营，开凿出规模宏大的精美的洞窟当也便在情理之中了。可以说，李贤夫妇墓中的惊世宝藏和须弥山中的石窟，便是北周和平繁荣的忠实见证。
须弥山圆光寺外景
唐代也是须弥山光芒四射的时期，这也与固原当时的命运相关——随着唐王朝国力日益增大，边界也随之北移，原州（今固原）一度从边关地带变成了稳定和平的腹地，政治安定，文化繁荣，有着当时全国最大的养马中心，据说最盛时期曾养育着33万匹王朝之马。须弥山下就是石门关，为隋唐以来著名的七关之一，地当中原通往西域的要冲和门户，因此往来途径须弥山的商贾、僧侣、使臣亦络绎不绝。在这一背景之下，须弥山石窟开凿进入了一个巅峰时代，须弥山大佛也随之诞生在萧关古道上。有的学者认为“须弥山”这个如此隆重的称呼很可能就始于唐代，大约便是在第五窟大佛开凿之后。
按照佛教传说设计的须弥山博物馆外形
然而，正当盛唐的霓裳羽衣曲弹奏正酣之时，渔阳鼙鼓也动地而来。“安史之乱”后，为了平定叛军，朝廷急调军队向东防堵安禄山，西北防务骤然空虚，吐番乘虚而入，攻城陷地，占领了宁夏南部。吐蕃军队摧毁了固原后又弃城不用，原丝绸之路经此巨变亦受阻隔断，须弥山前昔日驼马旅人熙攘往来的繁荣景象就此消失了。第81、第85窟便是在这种始料不及的情况下突然停工的。这场动荡以后，整个唐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固原地区被吐蕃占领长达86年之久。后来唐王朝虽然收复了此地，但国家和固原都元气大伤，中断的石窟造像也没有在继续下去。
唐朝的一页翻过去了，岁月却还在继续，虽然唐以后须弥山石窟不再有开窟造像活动，但作为固原一带重要的佛教石窟，伴随着战争与和平的节奏与脉络，宋、金、元、明、清几代都曾对须弥山石窟留下了种种痕迹。
一位宁夏作家曾评价道，西夏“对佛教的崇敬几乎达到如痴如醉的程度”。在兴庆府（今银川），在黑水城、在莫高窟、炳灵寺和西夏古国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佛的身影遍布大地，也深深植根在人们的心中。如举世闻名的(大藏经)，西夏仅用了50多年的时间编译出了多卷。《现在贤却千佛名经》中一幅古老的西夏译经图上，不仅可见僧侣，还包括了当时的西夏皇帝惠宗和他的母亲梁氏皇太后，足可见西夏人对佛教的热清。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浩大的崇佛浪潮，却几乎没有惠及距离王朝都城兴庆府并不算遥远的须弥山。石窟艺术研究专家曾细细研究寻访过这里的各个山崖沟谷，并判定这里“没有西夏石窟艺术”。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固原大地在沐浴了唐朝的和平时光之后，再次陷入了战乱，宋和西夏曾在这里进行了长年的拉锯战，地当“前线”的须弥山自然难以进行开窟造像活动。而更有意义的是，衰也是战，兴也是战，经过第51窟两则北宋题记的研解，须弥山石窟在此期间曾出现过短暂的繁荣——绍圣、元符年间宋朝收复天都山地区之后，须弥山石窟遂暂时成为宋朝西北“腹地”，或许为了炫耀武功军威，开始大规模装修须弥山石窟并赐名“景云寺”。
须弥山博物馆
到了明代中叶，须弥山石窟忽然又如一簇华丽的烟火般绽放了他最后的兴盛——不仅得到朝廷的资金支持，大举增修，重建“大佛寺”，还对寺中高僧赐紫制度。赐紫本是官制中的一种服饰制度，三品以上官员方能被赐紫袍，后来也被用来赐予僧道身份、等级较高的人。衰落多年的须弥山石窟为什么忽然得到国家的特别重视呢？这与固原的军事政治地位在当时的不断提高有关——明朝为防御蒙元势力南侵，设立了九大军镇。由于固原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格局，遂置三边总制府于此，堪称国家最重要的大军区的指挥中枢所在地，固原一跃成为“军门天下第一”。带了清朝，固原丧失了军事政治地位，清后期又几经动荡，彻底衰败。年海原大地震之后，须弥山石窟几乎荒废。
梳理完须弥山的种种波折，我又想起来那位宁夏诗人作品中的后半部分——丝绸之路如腰带穿过宁夏，石窟则如佩环闪耀七彩光辉。而岁月和战火的锋利却掠过这件华美的衣裳，留下种种创伤与痕迹。
须弥山博物馆序厅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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