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力灭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佛教寺院经济膨胀式发展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难道后来继位的文成帝拓跋濬不明白吗？一登基就下诏恢复佛法，难道他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文成帝是被当年与佛教僧侣集团息息相关的鲜卑贵族拥立的，所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恢复佛法，其目的不言而喻，鲜卑贵族是既得利益者，也就有了文成帝皇权的基础。
最大的问题是佛教依旧按照以前的方式发展，必然再度造成之前的情况。所以文成帝在恢复佛法的同时，并没有压制道教，甚至于连儒家、道家都也平衡到了。而佛教在历经“灭佛”这样的阵痛后也经过反思，不仅要考虑到佛法规范，更要照顾到政治需要。
高僧昙曜请奏要求设立“僧祗zhi户”和“佛图户”以供寺院使用。
僧祗户其实就是寺院的依附人口，“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也就是虽然不一定耕种寺院土地，但是却得承担向僧曹每年缴纳六十斛粟的义务。缴纳的粟名义上是在灾荒之年拿出来赈灾，虽不归寺院，监督权却是僧侣。实际上寺院享有了本应归属国家的部分租赋的权力。
佛图户是重罪囚犯和官奴到寺院打扫杂役，其实就是佛寺的奴隶。
这样一来，寺院掌握了丰收和饥荒年代粮食的调剂权力，以及吸收各种人口和劳动力的权力。
兴安元年（），文成帝命道统师贤造出“如帝身”的石像。到兴光元年（），又命造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用赤金二十五万斤。将人神合一好毫不掩饰地推上高峰，随后接替师贤的昙曜请求修建石窟的举措。
在昙曜的建议下，于和平元年（），开启了中国史上最早的皇家石窟的开凿。在“佛即当今皇帝”的光环下，拓跋濬“任取财用，不置会限”
看组数据，云冈石窟早期工程昙曜五窟所需要的工程量：
凿石量：16窟为立方米，17窟为立方米，18窟立方米，19窟立方米，20窟立方米.
所需劳工：16窟人，17窟为人，18窟人，19窟，20窟人。
所需天数：16窟天，17窟为天，18窟天，19窟天，20窟天。
这还不算雕刻的工匠数量，光凿石需要的人数就高达近三十万人。如此浩大的皇家工程，似乎在后世并没有记载皇家征用民夫的记录，后世对于此也只有赞美。和秦始皇修个万里长城被人们借着孟姜女的口骂了两千年形成鲜明对比。
这些施工者难道不占用劳动力吗？
干粗笨活的，大部分为“僧祗户”和“佛图户”，雕刻者，依旧征集有经验的能工巧匠。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而原来被迫变卖田产的百姓争相当沙门，但是此时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只有望而却步了。无形中为佛教无限制的膨胀发展起到了约束。
文成帝有效转移劳动力的办法在短时间内解决了太武帝拓跋焘“灭佛”的原因，也保证了鲜卑贵族的利益确定了皇权的稳固。在兴建云冈石窟巨大佛像的同时，既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又能彰显皇权至高无上，宣扬佛法广大无边，借助弘扬佛法的同时稳固北魏政权。
但却不能有效解决根本，佛教寺院有了稳固的经济基础，迅速从“法难”中恢复过来，蔓延向全国。虽然同时期大型石窟工程一直延续，但是佛教发展很快还是泛滥成灾，为北魏王朝的最终崩塌埋下了祸根。
至于昙曜，后世粉饰成复兴佛教的功臣和创造文化的奇人。其实他就是造就严重制约北魏经济发展的元凶。
“太武灭佛”在佛教徒心里是无法忘却的阵痛，佛教徒需要创造出与天地同久的佛教永世基业，也就有了“全石化”的云冈石窟。
更重要的是，雕石立像，本意令佛教永世流传的万全之策，彰显皇权的象征。但却开创了石窟文化，建造如此规模巨大气势宏伟的石窟群，在中国尚属首例，中国石窟文化从此进入了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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