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驰骋北疆,盘马弯弓,云中射雁,雁落之地遂为云中郡。没错,这里就是古称云中,平城,隶属雁门,代郡的五朝古都——大同。
这里四周山峦起伏,关河巍巍,扼守着冀蒙晋三省交汇的咽喉之地,自古就是兵家要塞,边关重镇。城内御河和十里河蜿蜒流淌,在古代这里可谓山河表里,兼之山清水秀,水草丰美,所以历史上曾是代国南都,北魏京都,辽金西京。元初也以大同为西京。
北魏正式在大同建都是拓跋珪于公元年自内蒙古的盛乐迁都平城,改号皇帝,改元天兴,直到公元年孝文帝才再一次迁都洛阳,平城立都近百年。公元年,北魏继前秦之后,再次统一了北方。直到公元年,北魏才分裂为东魏,西魏。而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年)止,前后历经60多年。此后的东魏、北齐、隋及初唐,都有继续开凿和修复。
在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这里佛光熠熠,古刹庄严,有着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云冈石窟。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个,石雕造像余躯,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这里的佛像清秀典雅,庄重祥和,历经千年风雨,一直俯视着三晋大地,见证了古都的兴衰荣辱。大佛纵观岁月流转,朝代更迭,人间沧桑,这些都仿佛镌刻在了大佛嘴角那一抹神秘的微笑中。这里众多的石刻雕像,壁画,年代悠久而刻画精美,不仅让我们品读了历史的厚重和沧桑,也显示了多民族文化曾经的交融荟萃,同样也刻写了佛教在我国流传的悠远绵长。
如果去认真比对,就会惊人的发现,四大石窟开建时期都是南北朝时期,分布范围都集中在北朝势力范围。首先,北方多山,气候干燥,满足石窟开凿的气候条件。其次,我们知道当时北朝虽然有五胡十六国征战不已,社会动荡,但鲜卑的北魏在北方有较长统一的时间。这一时期石窟的开凿是基于北魏统一了北方,国家稳定,国力提升,政教兴旺的前提的。于此同时,也反应了一千五百多年前,佛教在我国的流传渐广。
我们先来回顾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历史。佛教诞生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佛陀涅槃后的数百年间,佛教传遍印度,历经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时期。
部落佛教分成了上座部和大众部。这两只佛教分别从中国的南北传入。
上座部诸派向南传播,盛行于斯里兰卡,遍传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后传入中国云南,广西等地。称为南传佛教。
北传的佛教分陆路和海路两条线进行。陆路经西北印度和西域诸国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北魏的佛教便是这一支佛教的发展。另一路由海路直接传入中国南方,如达摩,真谛等大祖师,均从海路直接来到中国在广州登陆后北上。
早在公元前后,佛教就已正式传入中国。随着汉明帝打开官方迎请佛教的大门,佛教传入中国,皇室官方组织高僧,书面系统翻译了大量佛经典籍。随后数百年间,天竺西域与中原两地传经、取经之高僧络绎不绝,中国的佛教文化也日益博大精深。
佛教起源于印度尼泊尔,但却在中国兴盛繁荣。北魏时,达摩祖师曾在洛阳、嵩山等地传授禅教。达摩祖师,中国称其为禅宗的创始人。相传,达摩祖师西来,曾赞叹“东土汉地,好一派大乘气象!”由于中华文化的社会环境和人文根性,“汉传佛教”几乎成了大乘佛教的代名词。
到公元年,大乘佛教在中国已近广为流传,信徒众多。北魏第五个皇帝文成帝为了完成令佛教永世流传同时彰显皇权的梦想,下令开凿云冈石窟,这是中国史上最早的皇家石窟。云冈石窟根据开凿的具体年代,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石窟:即今云冈石窟的第16~20窟,亦称为昙曜五窟。当时著名的高僧昙曜就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开凿了雄伟壮观的昙曜五窟,揭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平面为马蹄形,穹隆顶,外壁满雕千佛。主要造像为三世佛,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一种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点击中期石窟: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这一时期(-年),是北魏迁洛以前的孝文时期,是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云冈石窟是集中了全国的优秀人才,以其国力为保证,进而雕凿出更为繁华精美的云冈石窟大窟大像。到孝文帝迁都前,皇家经营的所有大窟大像均已完成,历时40余年。中期洞窟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洞窟雕中心塔柱,或具前后室,壁面布局上下重层,左右分段,窟顶多有平棊藻井。造像题材内容多样化,突出了释迦、弥勒佛的地位,流行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出现了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缘和维摩诘故事等。佛像面相丰圆适中,特别是褒衣博带式的佛像盛行,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和造像组合,侧重于护法形象和各种装饰。中期石窟也是积极于改革创新的时期,掀起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过程。这多种因素的综合,也就产生了所谓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
这一时期主要特点是汉化趋势发展迅速,石窟艺术中国化在这一时期起步并完成,它所呈现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雕刻艺术特点大异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从洞窟形制到雕刻内容和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
晚期石窟:北魏迁都洛阳后(年),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虽然停止了,但凿窟造像之风在中下层阶层蔓延起来,亲贵、中下层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技艺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这种小窟小龛的镌建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年),平城作为北都仍是北魏佛教要地。这时大窟减少,中、小型窟龛从东往西布满崖面。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还包括第4窟、14窟、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龛,约有余座中小型洞窟。洞窟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不再成组。造像题材多为释迦多宝或上为弥勒,下为释迦。佛像和菩萨面形消瘦、长颈、肩窄且下削,这种造像为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改革,出现的一种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显著特点。这一特征和风格在龙门石窟北魏窟亦有表现,对中国石窟寺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千年前的大同,是一个在非汉族统治下历经了余年的城市,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相继成为这里的主人。在现在的地图上看,大同处于山西省的最北端,处在内外长城之间,境内的雁门关可以视为南北文化的分界线,以南是中原的农业经济文化,以北是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相结合的文化。而云冈石窟,以其精湛的雕刻工艺,完美地把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历史文化融合在了一起。
站在武周山山,眺望云冈石窟,但见周围山峦起伏,烽火台依旧矗立,连绵呼应,十里河依旧蜿蜒流淌,宛若群山的一条玉带。石窟坐落于群山之中,肃穆庄严,大佛耸立千年,佛光闪耀北疆。参观云冈石窟,我们见证了历史的风雨沧桑,不经意间也触摸到了中华文明曾经在这里强力跳动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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