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秀典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年，本科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专业；同年入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攻读博士课程；就读博士后期课程时，曾在京都大学文学部任助教。年，就职于九州大学文学部，后升任副教授。年调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历任副教授、教授。
冈村秀典的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考古学，其主要研究领域涉及三个方面：
1.新石器时代至殷周时期的畜牧业、动物牺牲和国家的形成；
2.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研究以及向日本列岛的传入；
3.佛教文化从犍陀罗到云冈石窟的东传研究。
在过去10年间，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共同研究班，冈村秀典先后主持中国古镜研究、东亚初期佛教寺院研究、云冈石窟研究、北朝石窟寺院研究等。
其主要专著有：《中国文明：农业和礼制的考古学》（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夏王朝：中国文明的原像》（讲谈社，）；《中国古代王权礼制的形成与早期中国与祭祀》（学生社，）；《三角缘神兽镜的时代》（吉川弘文馆，）；编著有：《丝绸之路发掘70年：从云冈石窟到犍陀罗》（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云冈石窟：遗物篇》（朋友书店，）；《国家形成的比较研究》（学生社，）；《文家屯：年辽东先史遗迹发掘调查报告书》（真阳社，）；《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篇第1卷：先史、殷、周》（小学馆，）；《三星堆：中国年之谜——惊异的假面王国》（朝日新闻社，）；《番塚古坟》（九州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椿井大塚山古坟和三角缘神兽镜》（京都大学文学部博物馆，）等。年，冈村秀典荣获第13届日本滨田青陵奖。
采访、翻译｜秦小丽终审｜李水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您一直是日本研究中国考古学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学家之一。请谈谈您是如何对中国考古学产生兴趣的？开始于何时？
首先感谢你这么认为。我出生在日本古都奈良，这是一座美丽而古老的城市，这里遍布古代遗址。从小生长在这一环境里，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就对古代文化产生了兴趣。其中对我影响特别深刻的是年奈良高松塚古坟壁画的发现，这正好是我的初中、高中时代。而在中国，这一年正好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重要发现。两年后的年，又有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大发现。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都激起了我探索历史的好奇心，也使我开始对历史和考古产生兴趣。于是,年我选择了京都大学东洋史作为专业。之所以一开始未选考古学专业，是因为我希望能对整体的历史学进行研究，特别是那时我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国历史方面。可以说我是首先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然后才选择了中国考古学。在有了历史学基础之后，大三选择专业时，我选择了考古学。那时我们考古班总共就4个人。年我大学毕业后选择继续攻读硕士与博士课程。
在京都大学求学期间，我得到了樋口隆康和林巳奈夫等教授的指导。樋口隆康先生的研究范围从中国铜器到中亚佛教考古，跨度比较大。林巳奈夫先生以研究中国青铜器与玉器著名，也是这一领域的权威。我的硕士论文选择了汉代铜镜研究，这是因为当时日本出土了大量中国制造的铜镜，这有利于我实地调查研究时亲眼观察实物资料，而且还有樋口隆康等教授的指导。当时，京都大学的中国考古学可以比喻为中国铜镜研究的圣地，研究风气很盛。年硕士毕业时，我的硕士论文的前半部分（《西汉镜的编年及样式》）被京都大学的学术杂志《史林》刊载。这是我考古学研究生涯中的第一个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是我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起点。80年代初期，您作为早期留学中国的日本留学生，曾在北京大学留学。您能谈谈您的留学经历及感受吗？年我前往北京大学留学，对于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全貌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特别是宿白、邹衡、俞伟超、严文明、李伯谦等先生都给予我很大的教诲，并且还让我参观了一些考古遗址的发掘现场。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能去的地方仅限于开放性城市，而考古发掘现场几乎都在农村，我们是不能随便去的。但考古学专业的留学生可以以团体形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去参观事先选好的遗址点。因此我去了山西省侯马市附近的天马—曲村遗址。
自年开始，您参加了一些在中国的考古遗址调查与发掘，那时您还在九州大学任教，是吗？
我到九州大学任教之后，年首次参加了和中国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的遗址调查。其后，年我参加了江苏草鞋山遗址的发掘调查，并于同年从九州大学调回母校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任教。稍后，我又参加了湖北省阴湘城遗址的发掘。再后来，—年我参加了在河南省焦作市府城遗址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这也使我有机会第一次参与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城郭遗址发掘，并在城址内部发掘了宫殿基址。当时的最大收获是亲眼目睹了大量从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陶器。在河南发掘期间，我们还实地考察了河南省偃师城址及郑州城址等商代前期的遗址遗物调查。这些对我此后执笔撰写夏王朝及殷商时代的相关研究著作起到了极大的帮助。
您曾经在北京大学留学，也曾在中国参与多项考古发掘，您同时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这些经历使您有机会对中日两国的考古研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方面，中国和日本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您能谈谈这方面的看法吗？
首先，中日两国的考古学在规模和形式上有着较大的不同。中国的考古学规模很大，以北京大学为例，历史系与考古系的教授阵容和学生人数几乎是相同的，各自处于同等并列的地位。考古系的研究人数比日本多出一位数字来。在日本，考古学只是历史学中的一个专业。在机构编制上，以京都大学文学部为例，以文献的有无将考古学分为“先史考古”与“历史考古”，除了研究日本考古学之外，还必须涵盖世界范围的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按照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秦汉、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划分，并由相应的教授执教，并且将自然科学领域及博物馆学等学科也纳入考古学的体系。这虽然是北京大学的情况，但如今中国各大学的中国考古学基本上是按时代的横轴区分编制的。日本的现状则是以教授个人为单位来设定时代和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数量比北京大学更多，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核心研究所，其研究范围涵盖了全国，加上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共有5个研究部门，其研究体制的组成也很有中国特色。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了两个国家级大型研究项目，其中之一是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另一个是从年启动，至今仍在继续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从形式上而言，因为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所以每年都有年报等资料邮寄过来。这些资料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成果是山西陶寺遗址的新发现和河南新砦遗址的发掘。探源工程从形式上看，一个最大特点是自然科学类的学者参与到了课题研究中，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最近石峁城郭遗址的发掘也很轰动。我以前去过延安，但还没有到过榆林，有机会的话很想去看看。因为从很早，也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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