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世纪的中国，统领中国北部的北魏王朝，平定西域，兼并凉州后，在都城平城之西的武周山上开始雕凿石窟——云冈石窟，这是佛教传到中国的一个重要节点。
来自西域的高僧昙曜，以北魏沙门统的身份为佛陀争取造像权，一句“皇帝即当今如来”瞬间博得了整个北魏王朝的尊崇、信任与允诺。举一国之人力、物力、财力“任其裁用”雕凿武周山石窟。以当今皇帝的名义给佛陀造像是昙曜最为过人之处的谋略。熟知佛陀造像真谛，辗转于印度南北、西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昙曜，对海洋文明后裔们钟情的犍陀罗佛像和以森林文明为特点的马图拉佛像，对称雄半个中国的北魏王朝的允诺都作了周全的考虑。
昙曜是国际化的传教士，但他在雕凿云冈石窟的整体设计和初衷上有着明显的民族情结，那就是佛陀的印度性。于是昙曜将穿着印度贵族服饰的禅定坐佛安排在北壁主尊的位置（20窟大佛），这是他对释迦牟尼最大的景仰和尊重。将穿着希腊战袍通肩大衣的犍陀罗风格的佛陀，则以胁侍立佛的格位安排在北壁主尊的左右侧。昙曜把雄心壮志的文成帝雕凿成武装领袖和精神领袖的合体。于是“褒衣博带”造像应运而生。
所以说，云冈石窟佛像样式是欧亚文明交流，政治、文化、宗教力量相互较量制衡的结果。而昙曜五窟是欧亚文明在平城的第一次“国际峰会”。各国首脑，无论是印度圣贤、希腊国王、罗马英雄、波斯帝王，还是游牧部落首领、汉朝帝王将相，都各取其座，以佛教的名义共聚武周山下，这次峰会的东道主是北魏王朝，主持人却是高僧昙曜。
到了太和年间，热衷于学习汉文化，野心勃勃想统治全中国的孝文帝把这种理想制度化，那便是“孝文改制。”太和年间云冈石窟“褒衣博带”佛像的大量出现就是这种制度化的具体体现。如果说第5窟的庄严盛大充分体现了北魏王朝想一统中国的雄心，那么第12窟的丰富与华丽则像是一场盛大的国际大联欢，犹如奥运会一般盛况空前。“褒衣博带”的佛陀造像则以东道主的身份成为整个国际大联欢的主角，一派雄心勃勃、万国来贺的大国风范。
公元年，欲称霸天下统一中国的孝文帝不顾群臣老将的反对和挽留，硬是义无反顾地领着一群政治新秀浩浩荡荡地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又拿起板斧砸开了龙门雕凿石窟的序幕。盛极一时的武周山石窟不再是帝国的核心而被冷落，成为旧臣的故园。迁都后云冈石窟雕凿的20窟以西诸窟没有了帝王的支持，规模大幅度下降，大像窟停止，佛、儒、道三教的融合与较量之后，云冈晚期的佛像呈现出印度圣者沉静睿智、儒家帝王高贵典雅、南朝士大夫瘦骨清像相融合的特点。
兼容而不断变化的佛陀造像，不但成就了佛教的广泛传播，也成就了欧亚文明的融合。云冈石窟佛陀造像是印度佛教造像中国化的里程碑，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云冈石窟诞生的“褒衣博带”佛像样式，成为中国北魏以后佛陀造像的基本样式，确立了北传佛教的中国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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