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期,平城(大同)是北魏的政治中心、佛教艺术中心,北魏的皇家在平城及其周边修建了大量皇家寺庙。这些寺庙大多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即使寺庙流传至今,例如大同市灵丘县的觉山寺,其建筑也都是明清时期重新修建的,北魏时期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中国绝大多数的古寺都有明确的创建年代,但是能够完整保存初始建筑的古寺,可以说一个也没有。为何会这样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古代建筑大多是木构建筑,它们有着与西方石质建筑截然不同的建造理念。中国古人认为,建筑是有“生命周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筑会自然腐坏、坍塌或者失火被焚毁,这时就需要修建新的建筑替代原先的建筑。因此,非常古老的木构建筑,是非常罕见的,目前国内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是唐代的五台山南禅寺大殿。但一些砖石类的建筑、雕刻,由于材料的原因而不容易腐坏,因此能够保留更长的时间,石窟是其中的一大代表。
云冈石窟的“露天大佛”,“昙曜五窟”最后一窟的释伽牟尼坐像以及东立佛,这是犍陀罗风格传入中国后的代表作。佛像坐姿端庄,有典型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表现手法;大耳垂肩,有笈多造像的特征;鼻高、唇薄,眉骨高高的凸起,五官清晰,袈裟如同罗马式长袍,又有典型的犍陀罗造像的风格。犍陀罗风格起源于古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境内),这个地区因受到亚历山大东征的影响,造像都带有古希腊雕像风格,其面部特征与欧罗巴人种接近。
在大同西面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有着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代表了公元5世纪,中国佛教造像的最高水平,是一座佛教艺术的宝库。说起云冈石窟,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是北魏高僧昙曜。北魏太武帝时期废佛教,此时的寺庙大多荒废,僧人还俗。文成帝继位后,恢复了佛教。昙曜秉承着对佛教的崇高信仰,在北魏皇家的指派下,主持在武州山开凿了五座体量巨大的石窟。这五座石窟统称为“灵岩寺”,是云冈石窟的发端,即现在云冈最富盛名的五座洞窟——“昙曜五窟”。
云冈石窟有两大令人惊叹之处:一是,这是中国第一座由皇家开凿的石窟,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石窟体量巨大,造像富有皇家风范。二是,佛教经历了由西向东传播的过程,产生了很多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因此云冈的佛像不单拥有中国传统造像风格,还吸取了古印度风格(笈多)、古希腊风格(犍陀罗),在当时的所有石窟当中,是绝无仅有的。云冈石窟在北魏从文成帝时期开始开凿,到孝明帝时期停止开凿,前后经历了六十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着手开凿了龙门石窟。佛教文化,也因此经历了南迁,从云冈石窟转移到了龙门石窟,并且在盛唐达到了又一鼎盛时期。
石窟的全名应叫做石窟寺,其外部有木结构楼阁作为掩体。石窟,和外部的木结构楼阁是一个整体,典型的例子是莫高窟的九层楼。云冈石窟是武州山石窟寺庙群的其中一部分,是典型的皇家寺庙群。武周山是一座平顶山,山脚是石窟寺,山顶是大型寺庙。一些石窟前的楼阁在后世有重建,而山顶的大型寺庙仅剩下遗址。
云冈石窟第7、8窟,外部楼阁式建筑。山顶的城堡,是明代为了边境屯兵之需要,修建的云冈堡。
很可惜,由于第1-4窟正在进行修缮工作,不对外开放,因此没有参观拍摄。第1、2窟是一组比较著名的中心塔柱式的石窟。中心塔柱式石窟,又叫塔庙窟,是以佛塔为主体的洞窟,这种洞窟形式来源于古印度。佛塔一般供奉着佛祖的舍利,古印度的佛塔,类似于坟墓状(例如印度的桑奇大塔)。中国人不喜欢这种样式的佛塔,因此将佛塔的样式变成了楼阁式。第1、2窟的中心塔柱是石雕的仿木楼阁,为北魏时期的木构楼阁样式,有石雕的斗拱、屋檐。第3窟是云冈最大的洞窟,最上方据考证有12个梁孔,这些梁孔是为搭建石窟前的楼阁而准备的。12个梁孔证明了,当年搭建的楼阁面阔有十一间,和故宫太和殿是一样的面阔。可以想像得到,这座楼阁,在年前的北魏,是怎样的鸿篇巨制。
第1-4窟之后,是精彩绝伦的第5窟。进入第5窟,穿过门洞,偌大的洞窟内抬头仰望,是一尊法相庄严的巨大佛像,佛像和整个佛龛内都施满了彩绘。第5窟也叫大佛洞,和第6窟是一组双窟。洞窟内的佛坐像是云冈石窟中最高大的佛像,高达17米,外部包泥彩绘,呈唐代造像风格。大佛面含笑意,目视前方,显得雍容典雅。
石窟门洞拱券上有一对飞天。
第6窟是中心塔柱式石窟,比第5窟更加繁复华丽。浮雕和彩绘令人感到眼花缭乱,气势恢宏。塔柱高15米,有上下两层,四面都有佛龛。佛龛周围是通道,方便信众围绕佛塔礼佛。
这是一尊中国化的佛像,穿着是古代儒生的褒衣博带,这种宽袍大袖的衣服是中国传统的衣着样式。这尊佛像,已经不再是笈多风格的湿衣佛,或是犍陀罗风格身披“罗马长袍”的形象了。
这两尊雕像具有鲜明的北魏“秀骨清像”的造像特色。
第7窟后室上层的大型佛龛,端坐中间的是交脚弥勒菩萨像。
第8窟拱券上的鸠摩罗天和摩醯首罗天造像,是云冈石窟非常独特的一组造像,雕像非常有立体感,是典型的古希腊浮雕样式。
鸠摩罗天五头六臂,是世界的守护神。五个头面容圆润丰满,面含微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感。
鸠摩罗天。
摩醯首罗天是三头八臂骑卧牛的形象,面容慈祥、端庄,手握一串葡萄,象征着丰收,也同样象征着像葡萄一样多子,生殖的愿望。摩醯首罗天又叫湿婆天,是印度神话中护法的形象。
摩醯首罗天。
云冈石窟的9-13窟被称为“五华洞”,“华”代表华丽的意思,这五个洞窟的彩绘无比的鲜艳绚烂。“五华洞”的建造正处于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因此造像风格融入了很多汉族元素,有明显的中国化倾向。
第9窟前室,中间有很明显的北魏木构建筑雕刻,斗拱密集。可以从这里看出,北魏时期木构建筑常用的是人字拱和一斗三升拱,非常质朴简约。屋脊上的装饰和鸱吻,也和如今尚存的木构建筑截然不同。
第9窟后室,供奉的是倚坐弥勒以及两尊立佛。彩绘色彩鲜艳夺目。
第10窟前室。
第10窟后室,毗卢遮那佛坐像。这座佛像明显小于第9窟的佛像,因为原先的大佛已经坍塌损毁,现有的造像为后世补做。
“五华洞”的第11-13窟因进行修复加固的原因,已经停止对外开放九年,但在今年7月份重新开放了,因此这次也非常幸运的能将“五华洞”参观完整。
第11窟是中心塔柱式石窟,四面供奉着四方佛。第11窟最大的亮点是造像铭文,是云冈拥有造像铭文最多的洞窟。在云冈博物馆内,有第11窟《太和七年造像题记》的3D打印复制品,这篇铭文,是云冈石窟时间最早,文字最多的铭文,记述的是供养人建造石像的动机和心愿。同时,它还可以被认为是魏碑的鼻祖。龙门石窟,特别是古阳洞内的龙门四品(可参考我之前发过的一篇推文《龙门石窟文物精品展》),是魏碑的典范之作,而魏碑的发源地,可以说是在云冈的第11窟。“隶楷之变,莫备于魏”。魏碑体介于汉隶和唐楷之间,是北魏孝文帝创建的一种字体,目的是为了提倡汉化。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时期,恰恰与孝文帝的改革时期相吻合,因此留存下来了一些早期的魏碑。
第11窟中心塔柱,目前游客只能在正面观看这座洞窟,不能绕塔一周。
《太和七年造像题记》。
云冈石窟第12窟别名叫做“音乐窟”,是让人印象深刻、极其难忘的一座华丽洞窟。这座洞窟为什么叫“音乐窟”,答案在它雕刻的内容上面。这座洞窟所表现的,是北魏时期宗教、宫廷、世俗的欢歌笑语、婀娜舞蹈。洞窟中雕刻满了各种各样的飞天,他们身材轻盈,面带微笑,或拿着各种乐器演奏,或翩翩起舞,似乎能感受到,他们正随着音乐的节奏灵动地上下翻飞。
“音乐窟”的一斗三升拱,甚至带有波斯文化,是波斯兽型柱头的式样。
“音乐窟”前室窟顶为天花样式。
“音乐窟”前室的犍陀罗风格飞天像,非常像天使。
“音乐窟”的后室,窟顶是藻井样式。
第13窟的主像是交脚弥勒菩萨,是一尊蔚为壮观的彩绘大佛像。这尊造像的最大亮点,是在菩萨的右掌之下,有一个托臂力士,这在云冈的洞窟里显得独一无二、与众不同。他气定神闲,衣冠优美;两臂叉腰,两臂托举,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大佛的右臂轻松举起。这尊力士像既是一个承重构件,又是一件精美的装饰品,同时以小衬大,突出佛像的高大。佛像与力士像之间,衔接得天衣无缝,显示出工匠的巧妙构思与高超的雕刻技艺。
托臂力士。
壁画。
“五华洞”与“昙曜五窟”之间夹杂着一些比较小而残破的洞窟,这些洞窟同样有自己的特色。例如第14窟的柱子,看上去非常类似于罗马式建筑的廊柱,继承了古希腊建筑、文化的一些特点。
第14窟。
第14窟残存的佛像。
云冈石窟的第15窟叫“万佛洞”,洞壁上雕刻了几千尊小佛像。这种千佛雕刻的形式,在北魏非常流行,有它独特的寓意在里面。佛教中有“三劫三世千佛”的术语。“三劫”为过去劫、现在劫、未来劫;每一劫,又分为“三世”,“三世”为过去、现在、未来。他们统称为“三劫三世”,每一世各有一千人成佛教化众生。雕刻千佛的人,是否在借此修炼身心,摆除世间的一切劫难呢?
“万佛洞”。
残破的洞窟,惨遭外国人的盗凿。
第16-20窟是“昙曜五窟”。“昙曜五窟”是云冈最早的石窟,同时也是云冈最重要、最著名的五个石窟,是北魏的高僧昙曜主持开凿的。五尊大佛,代表了北魏最初的五代皇帝(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晋穆帝、文成帝)。雕像气魄宏大,雕刻细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还融入了很多古印度以及古希腊的造像风格。北魏造像,最大的特点是“秀骨清像”,但“昙曜五窟”造像丝毫没有体现这种典型的北魏特色,反而展现出丰满的身型、圆润的脸庞,这似乎与北魏“秀骨清像”的独特风格背道而驰。为何北魏时期,云冈最重要的石窟,并不是“秀骨清像”的造像风格呢?
第18窟弟子像、胁侍菩萨像,面庞圆润,面带微笑,似乎十分满足的样子。
原因是,这些造像都是北魏早期的造像,因此在风格上还并未形成北魏造像“秀骨清像”的特点。从一方面看,这些造像的雕造手法还并未成熟,处于一种各种文化、各种风格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的状态;从另一方面看,这些造像丰满圆润、端庄慈祥,工匠们巧妙地将外来风格与本土风格相结合,显示出了北魏早期造像的豪放气度,凸显了鲜卑族粗犷豪迈的特性,显得比成熟期已经完全中国化的“秀骨清像”风格更加古朴雄浑。
第16窟大佛像。因为他明显比”昙曜五窟“其他几尊雕像小,因此很有可能是后世补做的。从风格上看,这尊大佛也和其他几尊有不同之处。他身披的是“中国式袈裟”,这是佛教逐渐中国化后,才有的着衣形式。他也被认为是身披”中国式袈裟“造像的早期范例。第16窟也是以伎乐驰名的洞窟,但是风化非常严重,已经面目全非。大佛站立在莲花座上,昂首挺胸,面相清秀,有“美男子”的美誉。
第17窟交脚弥勒菩萨像。这是一尊“湿衣佛”,受到了笈多风格的影响,中国艺术史,称之为“曹衣出水”。“曹”指的是曹仲达,曹仲达在北齐当官,他画的佛衣,宛如刚从水中捞出,因此有了“曹衣出水”这个称谓。
第18窟立佛像。身披独特的千佛袈裟。
第18窟东立佛和弟子像。
第19窟的佛像是“昙曜五窟”中最大者,也是一尊“湿衣佛”,因在维护保养并未开放,很遗憾没有参观。
第20窟释伽牟尼像和右立佛,这尊大佛在造完不久后前壁和窟顶坍塌,因此整尊佛像暴露在外,也成为云冈石窟最具代表性的景观。这两尊佛像,更多受到了犍陀罗风格的影响,身披如同罗马式长袍的袈裟,面部特征更接近欧罗巴人。古希腊的雕像,都是有眼无珠的,目的是为了表现雕像在沉思。形成犍陀罗风格传入中国后,中国人认为,有眼无珠的佛像不传神,因此给佛像安上了眼珠。
第20窟右立佛。
西区石窟是云冈晚期的小石窟,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留在云冈的官员、信众、高僧捐资发愿,在皇家石窟的周围开凿了数量众多的小石窟,造像已经有了典型的“秀骨清像”的风格。从不同风格交织、融合的北魏早期造像,到最终形成“秀骨清像”的独特造像风格,佛像至此彻底完成了中国化。
众多小石窟。
中国化后的飞天,摆脱了犍陀罗风格类似天使的形象,变得飘飘欲仙。
宽袍大袖的褒衣博带。
“秀骨清像”的佛像。
云冈博物馆收藏的早期魏碑,出土于大同古城,保存非常完整。早期魏碑还没有形成明显的楷书风格,隶书风格浓厚,例如“方”字,“立”字,都是很典型的隶书写法。
对比《始平公造像记》(深圳博物馆,龙门石窟文物精品展)。《始平公造像记》是魏碑非常成熟的作品,隶书风格已经荡然无存了,形成了非常苍劲有力、朴拙大气的魏碑体。
早期魏碑。
未完待续……
壮游山西——悬空寺、永安寺、圆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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