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囊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从文献和图像可知，隐囊一般是人在坐于榻或茵褥上时，用于倚凭的织物靠垫。与此同时，印度在佛教造像中出现了众多的隐囊形象，这种隐囊与中原地区的形像不一样，应当是在传播过程中有所变化。
目前隐囊未有实物出土，隐囊一词在南北朝之前从未见过。南北朝之后，随着隐囊的出现，其相关的事物也都随之出现，那么关于隐囊的事都是什么呢？
一、隐囊的传入
“竹林七贤”拼嵌砖画和崔芬墓壁画的联系己有许多学者讨论过，一般认为是南朝的这一创作艺术影响到了北方。但是比较崔芬墓屏风壁画和南京西善桥“竹林七贤”拼嵌砖画的构图模式，已大为不同。
1.南齐壁画
南齐永元年间，“七贤”画的内容有些新变化，主要是在主像侧旁加绘侍者，而西壁壁龛出行图则与《洛神赋》等绘画作品风格相似，说明该墓葬壁画的创作受到名人画作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变化是图像中的树木由间隔变成了背景，除了来自南朝的影响外，山东北齐墓葬壁画的设计很可能也会受到中原地区丧葬美术的影响。
2.北齐壁画
北齐的画师在借鉴南方的艺术形式的同时，加入了当时被普遍认可的隐囊，作为凸显人物形象的重要道具。而在萧梁时期，隐囊已成为贵族子弟的时髦用具、隐囊由东南亚传入南方的时间可能便在刘宋至南齐之间。
二、画像中的隐囊
隐囊出现在墓主夫妇宴饮图中，包括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墓、山东嘉样徐敏行墓、北周安伽墓、北周史君墓，位置在身前、身侧或身后，如此多变的位置说明这种形式似乎不是固定的。在文人的画作中也会有隐囊的出现，例如在《北齐校书图》、《历代名画记》中。
1.墓主画像的隐囊
可以推断隐囊出现在墓主画像中肯定是受到某方面的影响，或是来自现实生活，或是来自宗教艺术。隐囊在龙门石窟首次出现的位置就在维摩诘的身后。
隐囊在一开始就是名流雅士附庸风雅之物，不仅功能与凭几相似，象征意义也相差不多。可由于其他墓主画像中只在徐敏行墓等的墓主画像中有隐囊出现，像是徐显秀墓等则没有这种器物，所以这一特征并未在当时得到广泛的认知。
郑岩认为“在社会普遍奉循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墓主画像中被夸大的形体、华美的衣冠、楼阁、帷帐、屏风、凭几、塵尾，成为画工们热衷刻画的一些通用的符号，表现死者的尊贵、生活富华及其尚玄好古的精神追求。”北齐的墓主画像没有固定的格式，隐囊和几案可有可无，不似车马出行成为固定的符号，所以对墓主画像中器具的选择就是当时工匠自身的创作。
2.画本中的隐囊
《北齐校书图》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北齐校书图》自南宋流传，作者是否为杨子华不能确定，作品中表现的是否为北齐时期的人物风尚也不能确定，甚至有人怀疑其定名也不准确。二是在同时期的隐囊形制如此稳定的情况下，《北齐校书图》中的“隐囊”形制与本文所述的隐囊相差太远。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金维诺认为《北齐校书图》原画为为北齐所画《校书图》无疑。
《北齐校书图》的内容表现的是北齐时的人物造型和服饰制度，因此侍女所抱持物是当时流行的隐囊。此隐囊囊表的纹饰不清楚，上缘圆弧，下缘平直，上端饰一圈螺旋形挂坠，与同时期的其他隐囊形像相差甚远。
隐囊的形制一般都是对称的，而《校书图》中如此突兀的变化，必定不能解释为类型的自然演变，那么此物外形却不是隐囊。仔细观察此物下端有一圈颜色较深的装饰，与此时毛毯外缘的穗相似。
在隐囊的使用方式上，崔芬墓的人物皆是手撑隐囊，隐囊横置。如果是竖置，放在身前或身侧皆不合适，只能放在身后用以背倚，而且背后必须有屏障用以支撑。
然而在山涛的背后并无屏障，这种情况可能是孙位在创作时不清楚隐囊的使用方式，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山涛的坐姿是抱膝箕坐，似乎表明山涛并没有倚靠隐囊，隐囊在此处只是一个装饰。
3.维摩诘经变中的隐囊
维摩诘画像一般认为是始于东晋顾恺之，依据的是《历代名画记》中的记载：“顾生首创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陆与张皆效之，终不及矣。”
但是被认为现存时代最早的维摩诘画像是在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第窟北壁11号壁画，此像作菩萨状，有头光，其侧有“维摩诘之像”的题记。
邹清泉指出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维摩诘造像传统源自北魏，并且伴随着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迅速摒弃了原有的鲜卑元素。邹清泉将北魏时期的坐榻维摩画像分为四种类型。
龙门宾阳中洞东壁和淇县浮山封崇寺，东魏武定元年李道赞等人造像碑的维摩像即是属于第四种类型一一帷帐中的坐榻维摩，这是维摩像发展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
隐几在龙门石窟的维摩像中一直都有出现，而在荥阳大海寺北魏孝昌元年比丘道哈等人造像碑的维摩诘像中，维摩诘却是双腿伸直在前，身体前倾倚靠隐几。工匠在创作时既想表现佛经中的人物形象，又要追求当时的隐士风尚而不考虑隐几的使用方式，结果使得这种模仿显得不伦不类。
工匠在借鉴南朝的艺术因素的同时，也会将现实中的隐囊加入创作当中。像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如此繁多的维摩诘像，在宾阳中洞开凿之前却没有出现隐囊。
可说明隐囊在北方出现的时间在北魏太和至孝昌之间，北魏之后维摩诘像的形式更加复杂多变。除了作为装饰性的较为简略的图案，在维摩与文殊对坐的形式中，倚靠隐囊的维摩诘像只有淇县浮山封崇寺东魏武定元年李道赞等人造像碑，也有大统三年比丘法和造像碑中维摩诘凭隐几。
这种在造像中加入隐囊的做法，应当与之后在崔芬墓屏风壁画的隐士凭隐囊形式是同一种模式，即隐囊在这里不一定跟佛教信仰有关系，而是社会时尚的一种表现。
三、入华粟特人对隐囊的使用
入华粟特人使用隐囊的图像出现在安伽墓和史君墓以及安阳出土围屏石棺床的浮雕中，康业墓的围屏线刻也有隐囊的形象出现。根据墓志志文记载，康业先祖为康居国王族，其父死后，康业继任大天主，康业应当也是入华的粟特人，然而在墓主正面画像中，康业的形象却是汉人的样子。
1.安伽墓与康业墓
安伽墓的夫妇宴饮图以及康业墓的墓主正面画像都是中原传统墓主画像的表现形式，对比可发现，二者有许多相同的元素。如皆是在一个歇山顶式的亭阁里，背靠屏风，端坐于榻上，旁边有胡人侍者捧瓶作服侍状，这应是北魏之后流行的一种图像格式。
2.二者的不同之处
结合康业本人的族属，在其主位端坐的应该是一个眼鼻深陷，留有短发的粟特人形象。然而康业与旁边胡人侍者的面部特征己然不同，其右手上举，左手似置于腰间的姿势，郑岩认为是图式旧制的“遗型”。
再观察安伽墓和史君墓的夫妇宴饮图，也是位于左边的男性墓主倚靠身侧的隐囊，粟特人的入座习惯是男左女右，以右为尊。
隐囊在粟特人之中是身份较高的男性才使用的，而在汉人的墓葬中对隐囊的使用并没有性别的区分。所以隐囊在粟特人中是一种特殊的、能体现其身份地位的器物，而且限于男性使用。
四、总语
总而言之，隐囊一词的出现带来了不同的意义，在印度地区原有的尊贵的语义被消解了，然后在一个全新的语境中重新建构起来。在南北朝时成为一种名士的标志，又在维摩诘像中表达出了新的含义。事实上许多文化因素在传播过程会失去其原有的内涵，然后在一片新的土壤中，孕育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这是非常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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