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市峰峰矿区政协常委、考古专家赵立春访谈
刘秀君石贵生
“很多的历史文化，赋予我们这个时代无价财富，响堂山就是这样。它和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一样，都是年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价值还有待今天进一步的认识。”赵立春如是说。
当赵立春第一次走进响堂山的时候，看到响堂山石窟那些残破的、断头少臂的佛像，感觉很惶惑也很凄凉。这和许多人的感觉是相似的。但其他人站站就走了，佛像无言，人也无语。赵立春，却停住钻进去了。时间过去了20年，现在他说：每当他走到南北响堂石窟前，看着那一尊尊佛像时，都能与他们对话，像老朋友一样地谈话聊天。这样的对话平平静静，源源不断。所以，赵立春能够在一个石窟里一呆好几天不出来，出来后又发疯一样把这些谈话记录下来，通过查阅大量资料佐证详论出来。
赵立春从当初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成为一个将近不惑之年的学者。正是通过这20来年的研究，他的学术研究收获颇丰，由他担任编委的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中国石窟雕塑全集》，于年6月由重庆出版社正式向国内外出版发行。同时，他还主编出版了荟萃响堂山雕塑精华的《中国石窟雕塑精华：响堂山石窟》单行本，这是响堂山石窟的第一本专业图书画册出版面世。此外，研究介绍响堂山刻经文化的《河北响堂山北朝刻经书法》丛书一套三册也由出版社出版，一部13万字的《南响堂寺石窟的调查报告》也已完成。
目前，他是中国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北朝史研究会会员，河北金石学会副会长，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河北燕赵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邯郸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邯郸学院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美术系访问学者，人送外号“赵响堂”。
赵立春是幸运的，一次偶然的机遇，他有幸参加了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举办的“全国首届石窟考古专修班”。北大归来，赵立春再次审视响堂山，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凄凉在心头更加沉重了。考古虽是一个实践性的工作，却要依靠大量的文献资料。《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甚至包括《大藏经》都需要。因为石窟是一个信息的载体，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都要有所反映，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那时赵立春想在峰峰矿区找个正规的图书馆都没有，没有资料去参考！没有资料对照研究，怎么办？他就让学习班上认识的一些同学老师，把所需要的资料复印寄来。
身处基层由于资料匮乏等原因，赵立春研究起来费时费力，也就是说“手慢”。因为“慢”，一篇论文需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在《敦煌研究》发表了研究响堂山塔形窟的论文，前后用了将近两年时间。研究得越深入，赵立春越感到这座文化宝库的丰富。他把“响堂山石窟的洞窟形制”作为一个专题研究对象，先后到敦煌、云冈、麦积山、龙门等地石窟考察，回来后，他立即着手撰写论文《响堂山塔形窟述论》。他的论文第一次向世人证明，响堂山石窟是独具特色的，它是吸收了印度塔形建制，结合中国营造方法开凿的“塔形窟”。并从塔形窟的演变规律中，确定了响堂山石窟北朝时期分三期开凿，最早开凿在东魏时期。在国家级学术季刊《敦煌研究》发表后，因论据充分，观点新颖，立即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轰动。从而吸引了国内外大量的学者云集响堂山，也由此确立了赵立春在石窟研究和考古界的学术地位。
赵立春说：选择这条路，实际上最大的困难还并不是缺少资料等纯粹研究工作上遇到的问题，最大的困难是自己。因为你选择了这项工作，实际上就选择了寂寞！比如说为洞窟编号。自上世纪初以来，响堂山石窟破坏很严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响堂山的大小佛像都有毁坏，因而统一编号登记就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赵立春用了几年时间对南北响堂石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统计，并对洞窟进行了新的编号，为当今学术界所公认。他没有8小时工作制，也没有节假日，几乎每个晚上都在研究……
年8月，赵立春发表了自己用10年时间研究的关于响堂山刻经艺术的一个课题，阐明响堂山刻经是全国最早最大的一处刻经，也是佛教刻经的一个发源地的学术观点，得到广泛赞同。他的考古文章《邺城地区新发现的慧光法师资料》在《中原文物》上发表，又被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宗教》杂志转载，文章一出，震惊了佛教界和学术界。著名佛教学者温玉成专门撰文称:“赵立春同志解决了佛教界一直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立了一功。”
在赵立春看来，任何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人类文化活动共同创造的结果，不仅是传统的更是现代的。他认为，响堂山石窟首先是保护好，然后才是开发，才能搞旅游。重要的是保护！就是保护与研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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