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和佛教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两个主要宗教。而道，佛两教更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宗教，那么研究佛道两教的起源和发展对我们了解并研究历史有着深刻意义。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兴起，发展和衰落
道教是形成于东汉中后期的本土宗教，汉末至东晋，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由北方传入江南，且二者不仅仅在民间传播，也向高层发展逐渐渗透，相较于以往，信奉天师道的士族在东晋明显增加。东晋初，葛洪将东晋前的神仙思想加以概括精炼，并确立了第一套较为完善的神仙道教理论体系，并将金丹派的炼丹术发扬光大。葛洪认为，人长生不死登临仙界是可以通过修道实现的，其在炼丹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有用的古化学知识。
东晋中叶以后，天师道在江南盛行，并且发展出了上清派和灵宝派。到了南朝，陆修静为道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完善了道教的斋蘸仪范，并且将道教典籍加以整理。陶弘景在南朝中期隐居于茅山，广收门徒传播上清经法，并建立了道教完整的神仙体系。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改革了天师道，使其完全迎合统治阶级的需求，为统治者所用。但是北魏以后，由于佛教的兴起，道教逐渐衰落。北齐甚至不认可道教，只有北方的楼观道仍在发展，并在隋唐盛极一时。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兴起，发展和衰落
古印度的佛教，在西汉就已传入中国，然两汉时期，佛教都没有较大发展。直至汉末的战乱，给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发展的养分，使其开始扎根于中国。故汉末三国时期，佛教这棵小树苗在中国开始茁壮成长。中国人朱士行首次西行求经便发生于此时。
至西晋时，般若学更为流行。由西域取回的《放光般若经》在僧侣，士人中广泛传播。随着佛教的发展，佛经被广泛的需要。竺法护翻译的佛经在西晋翻译的佛经中最多也最重要，这些佛经包含了大乘佛经的重点内容，并成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夯实的地基。西晋时，佛教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从庙堂之上到江湖之远，从京城到边境，都有佛教的信徒。持斋和设斋会已经在民间普及。
佛教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进入大发展阶段。后赵，前后秦和北凉在北方十六国中有着突出地位，他们对佛教文化有着不一样的情感。后赵的几位统治者都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并将汉魏时期不准国人出家的规矩取消，这使得佛教快速壮大。前秦时，其学术顾问和政治顾问道安是一名得道高僧，深得苻坚信任。他在长安宣扬和传播佛学，并组织大规模的译经，且在译经的过程中，对古时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创造出了一套译经的准则，一直沿用至今，有着深远的影响。道安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佛经学者，亦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大师。他的徒众甚多，且因其将其弟子有意分散于全国各地，使得佛学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的传播。
后秦姚兴对佛教更是尊崇，西伐西凉只为了迎来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引来鸠摩罗什后，以国师之礼待之。有了姚兴及其幕僚的支持，鸠摩罗什致力于译经，其翻译出的经书质量极高，令人惊叹。及至后世，学者也认为其在译经的技巧及内容方面无人出其左右。其弟子僧肇所著《肇论》对魏晋以来的的佛教与玄学加以精炼，建立了一个大致的宗教哲学体系，对后世有着深刻意义。后秦，北魏和东晋设置了僧官以管理全国僧人，这是前所未有的。北凉天竺僧昙无谶所译《大般涅槃经》使学者们的研究从般若学转至涅槃学。东晋时，由于玄学和般若学的融合，谈玄论释在士族风靡一时，且皇权中落，使得东晋诸位帝皇信奉佛学，因此佛学高僧更是地位尊崇。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般若学，并且出现了六家七宗的不同派别。这标志着有着我国特色的佛教逐渐诞生。道安的弟子慧远在庐山隐居三十年，与庐山弘扬佛学，时期成为了一个佛学中心。慧远的思想对后世许多教派的诞生有着重要意义。
至东晋后期，西行求法成为当时一股风潮，法显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他从天竺各国带回了许多深合当时需要的经书，法显回国后，编撰的《佛国论》为后人研究五世纪初，西域，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地理，提供了第一手实时记录。
至南朝，诸位帝王对佛教甚为崇信，其中以梁武帝，宋文帝和齐竟灵王萧子良最为典型。宋文帝不仅自身极为推崇佛教，对佛教在管理社会的作用更是有着其自身的深刻理解。齐竟灵王萧子良，广招名僧弘扬佛法，传抄佛经，为经文的流传做出了极大贡献。梁武帝由道教皈依佛教，而后将佛教视为国教。
晋末宋初，佛法的研究和宣传有着较大的变化，由般若学转为涅槃学，竺道生在这一转变中起了极大的作用。道生曾一度引起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被守旧派僧人所不容，直到由昙无谶从西域传回的经文中，有着与道生一致的佛法，他的学说才为众人所公认。竺道生的两种学说在中国佛教历史和艺术长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南朝时，佛教的传播以僧导及其弟子为主，他们受到历朝历代君王的礼遇。此时南方的禅学还不甚发达，直至北方禅师慧思南下，弘扬佛法，至此，南方禅学开始兴盛。南朝之译经，以宋代及梁陈之时较为突出。梁陈之际的译经，主要以僧真谛所以为主。
而后经历两次大型灭佛运动，佛教的发展有些停滞。到了魏宣武帝永平初，有天竺僧前往洛阳译经，而后佛教形成两大派系。至北魏，观世音信仰更为盛行。北魏建寺甚多，魏末有寺庙三万余所，僧人万之多。魏献文帝时，设置佛徒户，由罪犯和官奴组成，实为寺庙之努力，更设有僧只户，每年皆需向僧曹纳税。北魏设置僧官，并有一套完整的僧人管理体系。石窟在北朝建有许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两次灭佛运动
魏太武帝时灭佛，与其崇信天师道的崔浩有着较大干系，其灭佛手段也及其残暴。然则魏太武帝灭佛后不久即去世，佛教又再次盛行。周武帝灭佛手段较为柔和，先与佛教众人争辩后，方才废除佛道两教，并无大肆杀戮。这两次灭佛以及后世的唐武帝灭佛，因其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皆有武字，而称为三武灭佛。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两教的深入探究，我们能够了解到魏晋时期的许多特点。佛道两教的传播，皆是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多发，使得中原没有稳固的宗教信仰。且统治阶级多为教派的信徒，使得其在上层阶级广为流传。在教派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统治者支持的身影，并且许多当时民间观念的记录在经书的字里行间里流传下来。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通过时人记录的第一手资料更好地了解历史，研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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