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29日，星期六，身在南京的曾昭燏（-）在日记中写道：“又写信给方臞仙先生，抄红豆诗寄去。”曾昭燏与方树梅（字臞仙，-）素昧平生，对其征诗请求，却尽心完成。今存曾昭燏诗稿仍保留题为《臞仙前辈以手植红豆及红豆考见寄征题，敬成三绝句》三首。
远隔万里、并无交情的两人，默默遵循古典文人的交往规则，完成了一次风雅的往还。《曾昭燏文集》的信中还提及“先师胡小石先生在日，常为道先生之博雅，恨无由得拜侍席前”。胡小石与方树梅在抗战时期曾是云南大学的同事，胡小石或曾对学生曾昭燏说起云南人方树梅的博雅，又或许这仅仅是曾昭燏客气的回应。曾昭燏信中所言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段记载提供了20世纪60年代边陲文人与江南核心区域的文人，仍保持了风雅的联系，围绕具体事物展开专属于文人间的交流，续写乾嘉以来斯文的流风余韵。
曾昭燏对文博事业的贡献久已为世人所知，而方树梅对多数人而言，则仍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字。这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入了云南文史馆的老人，暮年之际从遥远的云南寄送红豆到神州腹地，广征题咏，仅此举动，也足见其人之不凡。
时光倒流三十年，回到年，方树梅曾肩负云南人的委托，跋涉万里，在中原、江南、西北、岭南等地搜访文献，在为时半年多的时间里，旁搜广采，写下了可歌可泣搜访云南文献之歌。这段经历被方树梅写进《北游搜访文献日记》中，为近世国人的“文献精神”竖起一座丰碑。藉此，我们也可管窥近代以来颇为庞大的“访书日记”系列文献，触摸八十多年前“文献”之于“地方”及地方文人的重要意义。
方树梅六十八岁像一、北游搜访文献行程略述方树梅，字臞仙，号师斋、雪禅、盘龙山人等，云南晋宁人。早年肄业于云南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嗣后投身师范教育。曾任昆明师范学校学监、省立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云南大学文化史教授等，建国后曾任政协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文管会委员、文史馆馆员等。其藏书多捐赠给云南图书馆，时至今日，该馆所藏许多云南文献上都钤有“方臞仙先生捐献”等印章。方树梅是云南近现代文献史上的功臣，在民国时期参与《云南丛书》《云南通志》《滇文丛》《滇诗丛》等书编纂。年，方树梅获云南省政府专门资助，并得到滇中耆旧支持，外出搜访本省文献。此行始于年12月14日，至年7月11日返回昆明为止。此次搜访文献之旅，方氏逐日皆有所记，名为《北游搜访文献日记》（李根源等题名为《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据方氏自称，似名《北游搜访文献日记》更妥）。此书在20世纪50年代有两个抄本及油印本。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所出《笔记二种》中收录《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余嘉华点校）。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整理，题为《北游搜访文献日记》（戴群整理），并在页边撮录提要，精心编制索引，颇便读者使用。
戴群整理、吴格审定《北游搜访文献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年
油印本《北游搜访文献日记》首页书影据日记所示，方树梅此行大致路线如下：年：
12月：昆明(14)——阿迷(14)——老街（15）——河内（16）——谅山(17)——龙州（18）——镇南关——南宁（21）——梧州（28）——三水（30）——广州（31）
年
1月：韶关（3）——广州（4）——香港（7）——福州（12）——上海（16）——苏州（22）——（30）
2月：北平（1）
3月：大同（17）——北平（18）
4月：天津（7）——济南（11）——泰安（15）——曲阜（17）——邹县（19）——徐州（19）——开封（20）——洛阳（25）——西安（29）
5月：临潼（5）——华阴（6）——新安（9）——郑州（9）——汉口（11）——武昌（13）——九江（15）——南昌（21）——九江（24）——安庆（24）——望江（29）
6月：安庆（1）——南京（4）——镇江（15）——苏州（17）——杭州（24）——上海（30）
7月：香港（5）——海防（7）——东京（河内，8）——老街（9）——阿迷（10）——昆明（11）
（注：括号内数字为当月日期。）
从上述简要路线图可知，方树梅先从云南昆明出发，经越南过境至广州，再北上上海、苏州，旋赴北平，然后步入中原地带，先后经过济南、开封、西安等地，再由郑州、汉口沿长江而下，至南京、杭州，最后仍由香港转越南回昆明。方氏此番壮游遍历十几个省份，行程数万里，为云南近代文献搜访大事件。
方树梅所藏《渔洋山人精华录》封面书影二、“爱滇人”与搜访文献之旅方树梅北游搜访文献得以成行，得益于彼时云南省政府的资金支持，更与他周围氤氲的“好古”与“爱滇”氛围有关。好古与爱滇，既是云南文人凝聚地方力量的两翼，也是方树梅开启此行并最终完成的情感依托。
在方树梅的师友圈中，存在一个数量颇为庞大的“爱滇人”群体。在热衷于搜集整理乡土文献的人群之中，袁嘉穀、陈荣昌、方树梅等人均为旗帜性人物。陈荣昌《长歌行赠别方臞仙》诗开篇即云：“吾友方臞仙，本为滇产知爱滇。生世六十年，一心表襮乡先贤”。这群对本乡本土无比热爱的人士，将朴素的爱乡爱土之情，凝聚为文人群体联结的精神纽带，最终将文献情怀拓展为一种日常事务，从而对乡土文献进行大规模地搜罗。
身在云南的“爱滇人”促成了此次行动，而云南省外的“爱滇人”则在方树梅搜访文献中途，给予方氏大量帮助。方树梅在北平访书期间，居住在云南会馆。陪他游玩的，也主要是云南人。例如方树梅游览燕京大学，是丽江人周杲作向导。年2月16日，在北平骡马寺宝宴春，云南旅平学子甚至召开恳亲会欢迎方树梅。此举令方树梅十分感动，其日记写道：“万里外相聚一堂，敦桑梓，话寒温，乐不可言。”在离开北平前夕的4月6日，方树梅参加云南旅平学生大会，共有80多位云南人与会。此情此景，令方树梅不禁感慨“万里相聚，洩洩融融，不知有将离之感。”在所有的相会中，方树梅特别强调“万里”，强调“其乐融融”，足见爱乡之情，也足见云南同乡的情谊在遥远的地方更为浓烈。以“爱滇”为名，方树梅的搜访文献之旅得到诸多云南人的支持。
不过，关于此次搜访文献行动的命名，“爱滇者”内部存在不同的声音。大体而言，他们所指的主要分四类意思：一类意思较为阔大，认为此行是搜访云南文献，如袁嘉穀认为是“搜访滇中文献”，昭通萧瑞麟也认为是“搜求滇中文献”。使用“文献”这一词语的师友，多为“爱滇者”的核心人群，他们将方树梅此次北游活动视作更大范围的文献征集之旅，而不仅限于著述文章的搜罗。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类爱滇人士的视野相对狭窄，他们将方树梅此行看做是搜访书籍之旅。如剑川周钟岳认为是“搜求滇贤遗书”，呈贡秦光玉认为是“搜访乡先达遗著”，晋宁宋嘉俊称为“搜访乡先辈遗文”。这批爱滇人士显然只把目光盯在各类书籍上，而忽略了碑刻、联语等其他类型文献。尽管对文献内涵的宽窄存在不同看法，袁嘉穀、周钟岳等人却一致认为方树梅此举是出于对云南的纯粹热爱，有意遮蔽此行的公务性质。对方树梅此举在工作层面上意义的揭示，是另一批爱滇人士做出的。他们客观评价了方树梅此举，点明此行的最初目的，并将此行的基本内容视作搜访地方志资料。如剑川赵式铭则认为是“搜访滇志资料”，昆明何小智认为“搜访通志资料”。他们过于看重工作性质，而将方树梅此举视作修纂《云南通志》等大型文化馆工程的题中之意。
不管表述差异如何，方树梅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搜访“云南文献”。就搜访文献这一行为本身，一般称为搜访、搜求，有的也称为采访、征访。至于“云南”这层意思，则多表述为乡先辈、乡先达、滇贤、滇中、滇南、滇云等等。在为方树梅送行的云南人所作诗歌中，这些送行者还特别标出各自的籍贯，如袁嘉穀题为石屏袁嘉穀，陈荣昌题为昆明陈荣昌，统计这些地名包括昆明、石屏、剑川、呈贡、晋宁、昭通、宣威、泸西等地。爱滇人士特意在诗下标明籍贯，也许是表明云南各地代表均支持此次搜访文献活动，故此次搜访文献之旅也可视作云南人集体意志的体现。
还有一些爱滇人在诗歌并不将此行视作文献访求之旅，把将其视作一趟旅行。由云龙《臞仙有平沪之游作诗送行》则主要将此行视作北平、上海之旅，诗中尽管提及“遗书搜散佚”，更为看中的却是“余情在山水，得句付奚奴”。此外，寇斆《臞仙老伯出游南北赋长句奉赠》一诗，也更为看中方树梅“出游”的一面。显然，这些老朋友们对方树梅此行更为了解，他们不愿在送行时说过于冠冕的话，而更希望方树梅在此次旅行中，收获更多的出游乐趣。
就方树梅自己而言，他对此行的意义认识得较为全面。他既表明爱滇之情，表达此行搜访“滇南文献”、“乡先贤之著述”的心愿，也并不讳言此行的私人目的。在日记序言中，方树梅感谢了省政府和教育厅资助旅费一千二百元赞助，表明自己“余夙欲游南北之志得偿，而乡先贤之著述亦得尽力搜访，庶几公私两全”。的确，方树梅早有出滇之志，如宣威缪尔纾《臞仙将赴粤桂苏沪齐楚燕赵征访文献赋此志别》云：“蓄志已十年，壮心在万里”。此行公私两遂，在方树梅而言显然喜不自胜。
总的来说，方树梅此次出游的根本原因在于为云南搜访文献，而其主要推动力在于“好古”。好古成为爱滇人士交流的密码，也成为他们互相分享的情感底色。好古情结，在个人是私密的喜好与情感寄托，转化为公共言说，则成为群体交往的认同要素。受这种群体性爱滇好古志趣的推动，这群人参与并主导了近代云南文献的重要编纂活动，关于《云南丛书》《云南省志》就成为爱滇好古人士的集体事业。这种集体事业从一省扩展，绵延到省外乃至整个神州大地，就是方树梅此行的大背景。疑古、趋新的人各有各的不同，而好古的人无论在云南还是在其他省份，总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也是为何方树梅凭借此种好古情结，走出省外而能收获诸多赞叹，收获诸多同道的根本原因。
三、搜访文献的情怀与办法
方树梅能够高效完成此次搜访云南文献之旅，与其痴情文献有关，也与他有效的作业方法密不可分。
对方树梅而言，他自认是好古之人，人们称呼他为“方古董”，他也乐于接受。在他看来，文献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此行途经陕西临潼车站时，方树梅险些遭遇劫匪抢劫。虚惊一场之后，方树梅认为“失行李其损小，失所抄先贤诗文稿其损大”。文献，在方树梅眼中，显然高于其他身外之物。故此行每获一书，方树梅都颇有感慨。年2月4日，在北平琉璃厂购得师范《二馀堂文稿》三册，方氏在日记中不禁感叹，“不负万里远来也”。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年5月28日，方树梅从安徽望江县出发，前往华阳镇寻访师范的遗存文献，因途中的十五里道路是新修沙堤，泥泞不堪。方树梅“以鞋袜俱破旧，冲泥而行，足滑几跌者再”。最终在他在该地搜访到师范赠送他人的联匾八幅。数天风雨里的搜访文献工作告一段落，6月1日，方树梅在日记中不禁自赞起来，称自己“不痴不能得如是之结果，余对于荔扉先生，可谓竭尽心力矣。”
方树梅旧藏师范《抱甕轩诗》不过，仅凭一腔热爱文献的情怀，并不一定能保证一次大规模文献搜访活动顺利完成。方树梅此行大获成功，还在于他对文献搜访工作颇有方法。如在各地图书馆访书，方树梅均先看书目，比对云南省内所藏，再有选择性地取阅书籍。只此一端，可知他深谙目录之学，懂得快速查阅文献的基本方法。难怪张希鲁在日记跋中说，“先生此书弥补前阙，不能以寻常游记视之，无待言也。如何发掘，如何搜集，开后生访求文献之路而得南针，其为有用，足资参证，更不待言也。”大体而言，方树梅的主要办法是，明确搜访书籍种类，在书市大肆采购，辅以公私机构抄录，多方交流开拓私人捐赠渠道等等。具体而言，方树梅在出发之前，当已制定较为完备的搜访计划，其搜寻文献目的十分明确，即集中于与云南有关的著述。通过购书、赠书等多种手段，方树梅得以快速网络大批云南相关文献。
整个旅行期间的购书过程，方树梅目的都十分明确，主要搜罗云南人文献。由于他对云南所藏文献的情况十分熟悉，故能精准锁定目标。如年1月19日在上海受古堂，方树梅购得云南宜良人严秋槎所著《岩泉山人词》二种。1月20日，在古书店购得保山范廉泉诗钞四卷。这些都是此前云南省内较少收藏者。稀见之外的，去取标准主要在学术价值。据王准统计，“方树梅在省外访求云南文献时，一律以有益学术研究为去取原则。方树梅在南北各地所得之文献多达40余种,涵盖经史子集四大门类。”（王准《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情怀》，《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年第3期）
关于云南的专门著述之外，含有云南相关文献的著述，也被方树梅纳入采购计划中。例如他之所以购买张九钺《陶园全集》，认为“有《滇游草》可收入《历代滇游诗钞》者甚夥”。此外，方树梅还一边购书，一边即时不断云南人著述，如年1月19日，方树梅在上海中国书店获得道光《济南府志》，当即从中抄得李鹤峰《山东提学院题名记》一篇。又如年4月30日至5月4日日记记载,方树梅在西安古书店购得清檀萃《滇南诗集》一部、清方玉润《刻石鼓文》一册,在于陕西省通志馆吴敬之处获赠清方玉润《鸿濛室诗钞》一部。这一记载记载充分显示方树梅搜访文献手段之多元。
此外，方树梅此行还积极在各大图书馆和公藏机构抄书，以补本省文献之缺。年2月在北平图书馆的十余天里，方树梅手不停披，抄录大量文献。“摘录题跋，备编提要”。
方树梅年谱《臞仙年录》卷首书影书籍实在搜访不到，买不着，没关系。只要碰到云南先贤的后裔，他必定耐心请求别人抄录。如年2月9日，遇到通海人朱崇荫，就询问其祖父朱堂遗著，此后果得《奏请严禁鸦片烟稿》等。因一腔文献热情，方树梅也因此得以窥见他人的藏书楼，观看他人的藏书目。在苏州，方树梅翻阅李根源藏书目录，其中彭启丰（-）、赵文哲（-）、王昶（-）等七人诗文集中多有至云南所作诗，方树梅认为均可以选入《历代滇游诗钞》。方树梅在结束访书之旅，回到家中，曾写下《南北搜访文献归来一首》，诗云：“南北遨游愿不违，半肩文献尽珠玑。平生第一快心事，多少先贤伴我归。”志得之情，溢于言表。的确，方树梅有足够的理由骄傲。毕竟他一生沉迷于云南文献，诚如王用予赠诗所云：“卅载光阴黄卷里，一生心事彩云边。”方树梅的付出，无愧于这样的“快心”。
四、像司马迁一样游历
方树梅北游搜访文献，不仅是一次公务性质的文献之旅，也是一场扩充个人心志与见闻之旅。年，张希庐在抄本日记跋中称，“沿途学人题赠佳什，咸称先生访书同陈农、周览继马迁，非过誉也”。当方树梅沿途与学人讲述自己的搜访计划之后，确乎有许多人称道他此行如司马迁青年时漫游一般。诚如安徽通志馆副馆长余幼泉为方树梅《龙池校书图》所题诗歌一样云：“山川历遍文章老，司马南游公北来。”
抄本《北游搜访文献日记》首页书影此行对于方树梅来说，是增长见闻的旅途。以地理知识而言，方树梅尽管来自彩云之南，却颇有雄豪之气，如经过越南谅山，在参观谅山行宫等地后，他不免感慨“谅山为安南之一省，不敌吾滇一小县地”。一些名胜也留下方树梅特别的记载。如在广州，他参观六榕寺，在东坡精舍驻足，记载了此时六榕寺东坡遗迹的情况，包括东坡楼，东坡楼壁间有《东坡笠屐像》，楼下有东坡手书“六榕”两大字，并有赵藩（-）所撰《东坡精舍记》等。在雍和宫，方树梅仔细观摩了玉佛。在紫禁城，方树梅描绘了文渊阁、武英殿等的布置情况。
以其他珍闻而言，方树梅曾在广西见过小老虎，此虎名“玉虎”。这种老虎和云南的狐狸差不多大，“其形似猫，头圆眼大”。在广西龙州路过鸡笼滩，听说“鸡鬼”逸闻，“相传龙州有鸡鬼，从安南传来，属于女性，代传一代，如蛊然。能入人腹中，食人肺脏至死。识者以鸡饲之，否则此鬼即食人，甚厉害。鬼经过此滩，则跳下自亡，若罩于鸡笼中，故名。过滩即无鸡鬼害。”这种奇谈怪论，也是方树梅从前所未曾与闻的。在安徽望江县搜访师范遗著时，获悉师范在曾“选望江人之诗文，曰《雷音集》，都十二卷，梓行于世。其稿本建雷音塔以瘗之。”以书稿为作为筑塔之基，堪称新奇。
这次难能可贵的壮游，在方树梅心目中留下了诸多深刻的印记。火车过山东大汶口，方树梅见“红日将落，其色鲜艳如绘。生平看落日，未有美于此者”。他也见到了长城，参观了云冈石窟。参观云冈石窟时，方树梅又想起故乡云南剑川石宝山的唐代造像，忍不住将二者做一比较。此后方树梅在泰山观日出，在曲阜游孔庙，在洛阳游伊阙，游白马寺，西安访碑林，登华山，登黄鹤楼，复游庐山等等。在安庆，方树梅见到了寿县出土的楚大鼎。日记云“此次出游所见古物，以新郑第一，此为第二。”随着行程的推进，方树梅眼中的大好河山越发令人留恋。在离开西湖，准备返回云南时，方树梅在日记中对城市和经典写下深情告白。如年6月29日日记云，“可爱之西湖，使人留恋不忍别。”（），6月30日日记云，“可爱之杭州，汽笛一声瞬，即回望茫然矣。”（页）由于这一行，神州的大好河山，在方树梅看来无疑更加可爱。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这趟旅途中，方树梅结识了一大批各省文化精英。尽管方树梅与名人的交往颇为短暂，但日记中吉光片羽的记载，仍令人怀想彼时的文人空间。如年2月10日,方树梅与高步瀛等饮于北京西长安街新陆春。年4月21日,方树梅与张希鲁到河南大学拜访姜亮夫。年6月6日，拜会柳诒征，谈一小时。6月10日，在南京与朱希祖畅谈。年6月20日，方树梅再次在苏州拜会章太炎，日记云“先生喜谈政治，是日谈中国近事，约时许。”由此可知，晚年章太炎仍喜欢纵谈政治事务。
五、情路：“万里寻亲图”与《龙池校书图》
方树梅的北游是一次搜访文献之旅，不仅绘就一幅云南文献的地图，其本身也蕴涵两幅“人情之图”。其中一张是方树梅心心念制造的《龙池校书图》，另一幅则是他可歌可泣的“万里寻亲图”。
在为搜访文献作准备时，方树梅一早就计划了另外一件大事，即为其《梅林觅句图》和《龙池校书图》征求题跋，其中最重要的是《龙池校书图》。方树梅希望，这幅图能够陪伴他旅行，成为他与中土文人交往的媒介，成为此行值得纪念的又一证明。
出发之前，方树梅请当时云南在外省最具声望的文人袁嘉穀（-）为《龙池校书图》题词，这位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在图上题诗《臞仙甲戌之冬壮游各省吾滇同人以搜访滇中文献托之谨赠古诗即题其梅林觅句图后》云“是诗是画我能题，题罢送君万里驰”。有了这位云南老名士的背书，此后，方树梅为《龙池校书图》征集题跋就显得轻松多了。
据《北游搜访文献日记》及《臞仙年录》等资料记载可知，在北游搜访文献期间，为《龙池校书图》题词者包括：顺德蔡寒琼、谈月色夫妇，余杭孙树义、高步瀛、保山吴子和、王树枏、浙江方若、王献唐、蒋藩、王卓庭、余幼泉、柳诒徵、王惕山、蹇先榘、金松岑、李根源、戴鹤皋等近20人。近20位文化名人为此图题咏，多出自方树梅主动要求。
事实上，在这趟公务旅行之中，只要一有机会，方树梅便会请求他人为这幅图题词。年1月24日，因李继鹤介绍，方树梅初次结识画家徐沄秋，便请徐氏为绘《龙池校书图》。年6月21日，徐氏所绘图成，布置点染都令方树梅感到满意。
值得注意的是，为《龙池校书图》题词者多时各省通志馆馆长、图书馆馆长及其他文化名人，这表明这次征集题图活动，是一种旧文化的联动，可能也带有一种公务往来的因素。
在另一些情况下，方树梅也深谙人情之道，针对不同人赠送不同书籍，如请方若题跋，因方氏喜金石书画碑版，方树梅即赠以滇碑、滇书数种。方若也回赠《古泉别录》一书。且在4月10日就将题图写好，还额外别写“龙池校书图”立轴，“用笔大方，雅近石涛”。在山东图书馆，方树梅同样先赠书，再请王献唐题《龙池校书图》。王氏所题点出了方树梅的形象，是所谓“文献搜罗苦未能，滇南一老骨崚嶒”。这些题词多为称赞方树梅搜访文献之旅者。正如保山吴子和题诗云，“一事平生深感佩，表扬先集切心铭”。
《龙池校书图》之外，此次搜访文献途中，蔡寒琼、谈月色夫妇所绘《梅林觅句图》，也构成方树梅一生值得称道的题咏事业。曾见《梅林觅句图》的人对这幅图都称赞不已，为此图题词者有陈虚斋、秦璞安、金松岑、周惺庵、赵弢父、王惕山等人。此外，此次搜访文献结束之后，关于《龙池校书图》的题跋并未结束。抗战期间，文化机构内迁，身处昆明的方树梅再次获得亲接内地文人的机会。年六月初五日，顾颉刚就为《龙池校书图》题写了四首绝句。
深情的方树梅在这场公务之旅上，不禁捎带了私人事务的《龙池校书图》征咏事宜，也一并承载了家族万里寻亲的重任。因为这份家族的嘱托，方树梅此次搜访文献之旅，不妨又可视作“万里寻亲之旅”。
早在年底出发时，方树梅的弟弟方树功已经交代了家人的嘱托。方树功在《甲戌初冬臞仙兄出游南北各省搜访滇贤遗著喜而赋此》四首诗中最后一首云：“犹子离乡久（天民侄流落南北各省已七载），无令罹网罗”，他希望兄长能将离家七年的侄子方天民找回来，不要使他陷入网罗之中。
据《臞仙年录》可知，方天民早年参军，年回家后，其父拟赴昆明帮其脱离军籍，却不幸染病而死亡，年仅46岁。由此，寻找侄子方天民成为方氏家族的一份家族责任。正是因为这样的家族嘱托，方树梅此行途中屡屡提及寻找方天民，而这场寻亲活动也构成这段日记的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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