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文
“北碑南帖”代表《魏孝文帝吊比干文碑》拓片
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化为南北两流，形成近世所谓“北碑南帖”之异体。所谓“南北”在地理上，大体以淮河为分界限。书法风格之不同，反映了南北文化形态之迥异。
北派书体，以真楷正书为主，但仍存汉隶的遗范，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多用于刻碑，这就是后世所说的“魏碑体”。魏碑体是汉隶以后出现的又一重大书体，其笔意凝聚在隶、楷二体之间，具有独特方正严谨之美。
魏碑兴起于北魏。直至清季之末，于书法界影响不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动乱，南北分裂，战乱频仍，生民涂炭。但北方之经学仍于汉族贵族旧家所世传。其书法艺术，亦恪守古法师从汉碑笔意，而更求方正，形成独特的碑体书风。
隶书较之魏碑还是繁缛的，横划的一波三折，转折处要提笔然后用笔使转，撇划的收起，捺划的使顿，都限制了运笔的速度，快了就不会达到隶书的书写效果。因章草的出现，隶书书写的快速，使隶书的间架结构、用笔的方法都发生了变化，圆笔变成方笔，转折处再不用提笔，直接顿笔侧锋转折，都提高了书写速度。汉末之碑体，已由“蚕头燕尾”的圆润隶书，变成了刀砍斧削见棱见角的楷体正字。隶书楷体化，此实为书学的一大革命。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书法碑帖《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唐人手抄本庄子天运、知北游篇》全两卷原大复制
秦汉之际佛法东渐，佛学与中土儒学、道学交相融汇，佛教艺术渐入中土，书法亦受到影响。
南朝广营佛寺，相传有四百八十寺，实际还要多，佛教文化昌隆鼎盛。北朝亦广开石窟群，如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等等。就书法绘画而言，佛教东传带来了西域之异域风格。佛寺兴建造就了壁画与壁画大师，如南朝的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北朝之曹仲达都是壁画大师。而石窟的开凿，促进了刻石艺术，包括刻石造像与碑版书法。
自东汉以降世家豪族，达官贵人，门生故吏皆重讽议，极为看重一个人的声望名誉，贵族以阀阅标榜，自然也就特别看重死后的名声。树碑立传遂成风气，而碑体书法乃得大兴。
康有为指出，“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盖乘晋、宋之末运，兼齐、梁之流风，享国既永，艺业自兴。孝文黼黻，笃好文术，润色鸿业，故太和之后，碑版尤盛，佳书妙制，率在其时。延昌正光，染被斯畅。考其体裁俊伟，笔气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晋、宋禁碑，周、齐短祚，故言碑者，必称魏也。”“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虽南碑之绵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渟蓄，蕴于其中。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
魏碑代表了一代书风，魏碑是北碑的精华。魏碑著名者不可胜数。孝文帝以前，碑版不著。太和之后，诸家鹊起，名品有百余通，其中以《石门铭》《郑文公碑》《司马元兴墓志》《张猛龙》《杨大眼》《始平公》皆著名，而《龙门二十品》最足称道。统观诸碑，“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
楷书在江南，受章草影响，形成行书一体。代表人物为后世称之为书圣的“二王”父子（王羲之、王献之）。于是仿者代出，帖学大盛，云蒸霞蔚，灿烂辉煌。
南朝也有碑碣传世，最负盛名的是《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奇崛朴茂，《瘗鹤铭》疏朗潇洒，反映了南朝“碑”体不同之书风。
南派帖派书法，流畅疏放，自然随意，多用于文人尺牍，是为“帖体”。北碑雄刚，南帖润厚；北碑硬健，南帖蕴藉，各臻其妙，体现了不同美学追求。
东晋“二王”父子（王羲之、王献之）以行书名世，书体妍润疏妙，成为百代宗师。行楷书法到了王羲之真正成为了艺术，其子王献之又创“破体”与“一笔书”。
王氏父子之代表作《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清帝乾隆命名为所谓“三希宝帖”。其最有创新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是其流美飘逸的行书和行草书，如王羲之的《初月帖》、《丧乱帖》、《二谢帖》、《快雪时晴帖》、《游目帖》以及《兰亭序帖》（今存唐人模本）等，而王献之则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王羲之被后世尊为“书圣”。
王羲之的行书代表作《兰亭序》思逸神超，被历代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其书真迹虽失踪。但唐宋仿者甚多，仍可略见其规模。
后世论者称王体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据说唐太宗生前酷爱《兰亭序》，依为生命，以至于死后随葬昭陵。我们期望原本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现在传世最好的摹本是唐代冯承素的双钩摹本（神龙本，藏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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