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北方地区佛教石窟一开始建造就受到来自凉州和长安开窟风气的影响，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是接受其影响的第一处大型石窟群，今天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它的重要性在于石窟的建造紧紧地扣合着北魏的佛教史。北魏鲜卑拓跋氏崛起于北方，公元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先灭了凉州，把凉州的僧人三千人及宗族三万户迁于平城，平城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市。七年后（公元年），又灭了建都长安的姚秦政权，再徙长安工巧二千家于平城。
下面这句话很重要，“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意思是说，这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移民，将凉州，也就是河西和长安地区方兴未艾的佛教迁移到了中原北方，平城成了一个新的佛教中心，云冈石窟的开凿是和这两次移民分不开的。为什么？下面引用的文献可以说明。《魏书》“释老志”：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周赛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者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时。
“和平”这个年号是太武帝拓跋焘后继位的文成帝的年号。在拓跋焘的晚年曾有过一次灭法，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法”的第一位皇帝。文成帝登上皇位后，重新恢复佛法，在复法后的第二年就开始了云冈石窟的营建，主持者是新任的沙门统昙曜。
昙曜何许人呢？他原是凉州的沙门，凉州灭国后他是三千被俘掠到平城的沙门之一。由昙曜规划建造的五个洞窟是云冈石窟群中最早的五个窟，今天都保存了下来，位于云冈石窟的中段，编号为16-20窟，习惯称作“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由皇室营建，造像高大奇伟，为北方地区的佛教胜景。郦道元《水经注》记当时的景观：
武州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昙曜提议营建五所石窟，这其中有特殊的讲究，关系到佛教僧人该不该拜皇帝这场佛教史上的一场大论争。应该拜和不应该拜，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据说有位叫法果的僧人提出了一种调和论，主张法主和人主合一，“皇帝即佛”。
于是，在北魏寺庙和石窟中出现了以皇帝比造佛像的做法。如在都城中建造的五级大寺，文成帝下诏，于寺内为太祖以下五位皇帝铸释迦佛立像五区，各长一丈六尺，花费赤金二十五万。又命按文成帝的身材雕刻佛像，像成连颜面和脚部皆有黑斑都与皇帝本人暗合。昙曜五窟正是按“皇帝即佛”的理念建造的石窟。
云冈石窟以“皇帝即佛”的理念规划营建是划时代的，昙曜五窟分别为文成帝以上五位皇帝建造，平面呈马蹄形，穹窿顶，洞窟门上开明窗。窟内正面为主尊大佛，有坐有立，两侧各一尊立佛，身量要小，合为三世佛。
佛像高鼻深目，方脸厚胸，《释氏稽古录》说“挺然有丈夫相”，相式仪轨还能看到较明显来自西域犍陀罗与凉州佛像的特征。昙曜五窟在历史上率先以艺术的方式演绎了“皇帝即佛”的思想，从此以后，皇帝和佛，国家和佛的联系就再也分不开了，这就应了东晋僧人道安的一句话，“不依国主，佛事难立。”
继昙曜五窟之后，云冈石窟在孝文帝时期又有大规模的续建，这时期营建的石窟在形制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存的两个一组的双窟皆是这时建造的。“双窟”形制的洞窟仍然沿袭的是“皇帝即佛”的做法，所不同的是因为孝文帝年幼继位，文明皇太后主政，时称“二主”，北魏这一特定的历史在石窟的营建中就演绎形成了双窟这种新形制。
云冈石窟群中保存得完好的双窟以5、6，7、8，9、10三组为代表，双窟之前共用前廊，双窟主室为中心塔柱，四面开龛，四壁造像非常华丽。题材包括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法华经变，佛和菩萨的尊像，护法等，从上至下，层龛密布。
第9、10双窟外廊柱式雕刻成蹲狮柱础和莲花柱头，窟内的佛像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那就是佛像的袈裟像文士穿的宽大袍服，当时人形容这样的服饰风格，叫“褒衣博带”。反映了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的主张，移风易俗。
孝文帝后来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其原因就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汉文化，把鲜卑游牧民族的陋习改造得更彻底些。他曾派使者到南朝将宫殿的建筑，文物典章，官员的朝服加以记录绘制，所以石窟里佛像的法衣也改成褒衣博带的朝服形式。
云冈石窟佛像上的这一变化，还只是一个开始，推行汉化的真正成果在洛阳的石窟中才得以全面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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