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越过响堂山石窟前壁门洞上的方形明窗，恰好投射到佛像头部，照亮幽深昏暗的洞窟。野鸽在逼仄的窟顶辗转腾挪，残缺佛雕前却常有一人静静望着这些佛像。
这个几乎熟悉窟内每一处雕刻纹路的人，正是响堂山石窟艺术博物馆馆长赵立春。
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太行山支脉的响堂山石窟，是北齐时代最大的佛教文化遗存，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而30多年来，赵立春一直守在这里进行保护研究和文化挖掘。
赵立春。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缘起——混日子小伙儿“误入”考古之门
梳着中分长发，戴黑边框眼镜，外表豪爽粗犷却举止斯文，金句频出……初次见面，这个江湖人称“赵响堂”的人乍一看像个搞行为艺术的。
赵立春与响堂山石窟的结缘很是巧合。
年，18岁的赵立春早早离开校园，成了邯郸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一名工作人员。“刚到文保所上班时，对石窟一无所知，每日浑浑噩噩、打发时间。”赵立春说。
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马世长带研究生到响堂山进行石窟寺研究，改变了赵立春的命运。
赵立春跟在他们身后，拿着尺子以及其他叫不出名字的工具，绕着响堂山石窟雕像测量、记录，天天泡在石窟里，他默默记下每一点新知识。
“那时，对一切充满了好奇。”赵立春的悟性、求知欲和吃苦耐劳精神打动了马教授。同年，赵立春经引荐，参加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主持的全国首届石窟考古研修班。这批学员被誉为石窟考古界的“黄埔一期”，现已成为中国石窟考古研究的中坚力量。
在那个赵立春自称为“觉醒年代”的时期，他自我调侃“原来守着千年瑰宝却不自知”。
响堂山石窟最初开凿于北齐，隋、唐、宋等各代均有增凿。它是我省现已发现的最大石窟，因在山洞击掌甩袖总能听到洪亮回声，故名“响堂”。石窟分南北两处，相距约15公里。现存石窟16座，摩崖造像余龛，大小造像余尊，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响堂山石窟代表皇家意志，将佛教石窟艺术与帝王形象及陵寝相结合，被称为北齐皇家石窟寺，在佛教雕塑中国化、汉化过程中，上承北魏之风，下启隋唐之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为期三个月的研修班里，赵立春年龄最小，基础最差。于是他凌晨4点起床背书，如饥似渴。毕业前宿白教授把他叫到跟前嘱托，“你用40年把响堂山石窟一件事研究好，这辈子就没有虚度”。
后来，赵立春去大学考古专业深造，周末就泡书店，省下的钱都拿来买书。回到响堂山，他干脆住在会议室，长条桌上铺被子做床，囤上几箱方便面开启苦心孤诣的研究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年，赵立春写出第一篇论文。年，工资每月多元的他借了两万元出版第一本书，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赵立春在北响堂山石窟内拍摄佛教造像。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守望——“我心归处是响堂”
作为一个石窟人，赵立春是个完美主义者，奉行“要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
据他介绍，北朝时期，邺城一度成为中国北方佛教中心，留下南北响堂石窟和众多单体石造像，创造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北齐样式”。
响堂山石窟雕刻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从大同云冈到洛阳龙门过渡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研究中国佛教、建筑、雕刻、绘画及书法艺术的重要宝库之一。宿白教授曾言：“中国石窟的缩影在响堂。”
“响堂山石窟上承北魏豪放之风，下启隋唐飘逸浪漫之气，尽显细腻生动之特征，在石窟雕刻史上写下了光彩而独特的一页。由于北齐是由高度鲜卑化的汉人为首建立的政权，所以造像多为北方人粗犷雄健的形体，装束也以简率质朴为特色，造像更加接近社会生活，具有真实感。”赵立春说，到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等一些石窟中的隋唐造像，无不受到响堂山北齐模式的影响。
“关键看细节，佛像右脚轻轻一踮能看出彼时的雕塑审美变化，更注重动态写实，不再那么刻板。”赵立春说。
在石窟中镌刻佛经，也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独创。而中国佛教刻经的发源地便是响堂山。公元年，北齐晋昌郡开国公唐邕首次在响堂山开创了将经文镌刻在石壁上的先河。此后，这一形式在我国延续了一千多年，不仅丰富了佛教的传播形式，也作为佛教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和佛教重要遗迹保存下来，为研究佛教的刻经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刻经研究专家罗昭先生赞叹响堂山刻经为“中华第一刻经”。
迄今，在响堂山仍保留有数十部石刻经文，遍布在洞窟内外、佛像上下。北响堂刻经洞唐邕书写的《维摩诘经》四部，开创了中国在石壁上大规模镌刻佛经的历史，唐邕也被称为中国刻经第一人，其刻经艺术和历史价值上可与王羲之《兰亭序》齐名。同时，南响堂山华严洞右壁和前壁雕刻有北齐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由东晋佛陀跋陀罗翻译，笔势遒健，亦是珍贵的书法艺术精品。
30年如一日，专注于石窟文化的研究和对外传播，赵立春等研究人员完成了对响堂山石窟的全面断代、编号，还对造像风格、刻经书法等内容作出了权威论述，这一珍贵历史文化艺术遗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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