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的“国际范”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公元五世纪，拓拔鲜卑北魏政权的首都，平城之西武州山南麓，上万人夫挥动着石凿，正紧锣密鼓地雕刻着世界的繁华与欧亚的共荣。
有人说那是一个刻在石头上的王朝，却不知道那个王朝以何种气度融汇了东西南北的多种文明，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包容态度向世人展现出旷世无双的“国际范”。
我来自草原，却胸怀天下。
公元5世纪的中国，拓拔鲜卑建立的魏王朝，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平定西域，兼并凉州后，与西域诸国建立了广泛的外交联系，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在五世纪的平城开出了别样的多元的花朵。在帝都平城之西的武州山上雕凿的皇家石窟，既是印度佛教传到中国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欧亚文明荟萃的一个高峰。
北传佛教传播路线图
云冈石窟总设计师高僧昙曜来自于克什米尔，与释迦牟尼出生地迦毗罗卫国（现尼泊尔南）、佛教艺术兴盛地犍陀罗呈三角之势。印度佛教起源于释迦牟尼生前活动的印度东部迦毗罗卫国周边。但是佛教造像艺术的极盛期是释迦牟尼死后五六百年孔雀王朝、贵霜王朝和笈多王朝，欧亚大陆的连接点——犍陀罗是佛教造像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而且公元1-4世纪的佛教造像是融合希腊、波斯、印度多个文明信仰相互抗衡、逐渐定型的过程，犍陀罗佛教造像本身就具备了欧亚文明共同的特点。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已然是具备了欧亚特点的国际范，四五世纪佛教继续扩张，大量的印度高僧携经像经克什米尔、西域诸国沿河西走廊一路向东挺进。汉帝国土崩瓦解后的中国大地上群雄争锋，战争频仍，一时间儒家信仰的人设崩塌，斯文清谈的士人玄学在长江流域兴起，文化水平较低的北方却给印度佛教的传播与佛教造像的兴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因此5世纪的北魏平城时期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是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
通过武力统一北方的鲜卑民族拓跋氏随着王朝的扩张和稳定，急需确立一个可以统治四方民众的信仰体系，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西域诸民族、印度佛教的融合势在必然。云冈石窟三期的工程形象地显示了这种融合的先后顺序和取得的成就高度。
第20窟大佛与东壁胁侍立佛
昙曜于公元年以北魏沙门统的身份为佛陀争取了北魏皇家的造像权，举一国之人力、物力、财力“任其裁用”雕凿武州山石窟。昙曜五窟雕凿的思想前提是“皇帝即当今如来”，因此佛像的样貌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佛、帝的双重特点。而此时所参照的印度佛像样本是印度北部希腊风格的犍陀罗佛像和印度中部秣菟罗两种范式。辗转于印度南北、西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昙曜，对海洋文明后裔们钟情的犍陀罗佛像、以林居文明为特点的秣菟罗佛像，对称雄半个中国北魏王朝的皇帝都作了周全的考虑，如何在四种文明(希腊海洋文明、印度森林文明、拓跋鲜卑游牧文明、中原农耕文明)中彰显佛陀本体的光华是昙曜五窟的核心思想。于是昙曜将穿着印度贵族服饰的禅定坐佛安排在北壁主尊的位置（20窟露天大佛），这是他作为一个印度人对释迦牟尼最大的景仰和尊重。将穿着希腊战袍通肩大衣犍陀罗风格的佛陀，则以胁侍立佛的格位安排在北壁主尊的左右侧。对于出资的北魏皇帝自然也要照顾到。昙曜把雄心壮志的文成帝雕凿成武装领袖和精神领袖的合体。昙曜五窟呈现出以印度圣贤和中国帝王为核心，希腊、波斯、罗马文明为胁侍。真正实现“佛如帝身”是云冈第二期太和年间雕凿的第五窟主尊，儒家的褒衣与道家的博带成为这一时期佛像的主打样式。但是云冈石窟的造像不是厚此薄彼，而是共荣共存，因此我们在云冈石窟可以看到公元五世纪世界各大文明的影子，是欧亚诸文明政治、文化、宗教力量相互较量制衡的结果。云冈石窟是欧亚文明在平城的一次国际峰会，各国首脑——印度圣贤、希腊国王、罗马英雄、波斯帝王、游牧部落首领、汉朝帝王将相各取其座，以佛教的名义共聚武州山下。这次峰会的东道主是北魏王朝，主持人却是印度高僧。
云冈第12窟前室
最能显示公元5世纪国际交流盛况的莫过于云冈第十二窟。其造像丰富、装饰华丽、样式多元，像是一场盛大的国际大联欢，犹如奥运会开幕式一般盛况空前。全窟不论造像的种类、数量，还是服饰的样式和华丽程度都是其他洞窟无可比拟的。身着各种服饰样式的佛陀或坐、或立，或倚坐、交脚（云冈石窟表现涅槃的躺着的佛陀像非常少，上升时期的北魏王朝更想体现的是一种蓬勃前进中的大国气势），依其格位被安排在大大小小的佛龛中，周边菩萨、护法、天王、力士、天龙八部，各种神瑞、花草、塔庙栏廊、列柱门窗、亭台楼阁、毡帐帷幔，无所不有，丰富无比、美轮美奂。天空中吹拉弹唱的飞天众神，厅堂神龛中端坐的说法、问道、降魔、禅修的佛陀各尽其态；衣袂飘动、花冠缠绕的菩萨，或沉思、或悟法，表情各异；手持法器，面目威武的护法，恪尽职守；姿态多样的乾达婆，手捧器乐，吹拉弹唱，各显其能；身姿曼妙的紧那罗，迎风舞动，上下翻飞；列队成组的供养人，虔敬听法的比丘，伏法修行的鬼众，五世纪的人间种种美好以弥勒净土的方式呈现在武州山的崖壁上。这是盛世北魏的天下，这是公元5世纪，地中海以西至太平洋西岸欧亚民族相互交流融合共同缔造世界的盛世欢歌。褒衣博带的佛陀造像则以东道主的身份成为整个国际大联欢的主角，一派雄心勃勃、万国来贺的大国风范。
公元年，欲称霸天下统一中国的孝文帝不顾群臣老将的反对和挽留，硬是义无反顾地领着一群政治新秀浩浩荡荡地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又拿起板斧砸开了龙门雕凿石窟的序幕。盛极一时的武州山石窟不再是帝国的核心而被冷落，成为旧臣的故园。迁都后雕凿的20窟以西诸窟没有了帝王的支持，规模大幅度下降，大像窟停止，而此时雕凿的佛像宛如消极避世的道士，一派瘦骨清像，成为这一时期佛像的基本特征。
从云冈石窟造像，我们看到了拓跋鲜卑民族的崛起，也看到了北魏王朝对五世纪希腊、罗马、印度、中原几大文明兼容并蓄的借鉴与整合，也看到了北魏王朝在纷纭变化的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与帝国核心的转移与衰落。云冈石窟造像虽然是佛教造像，却也是公元五世纪国际关系的图像史，是欧亚诸帝国群星闪耀、盛极一时的国际范。
来源：新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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