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是云冈石窟研究院一位受人尊敬的资深专家。年就职于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云冈石窟研究院前身）。现为文博研究员，云冈石窟博物馆馆长。研究方向为佛教考古、建筑考古和文物保护等。
年5月至8月，刘建军参加全国第五期古建筑培训班。年7月至9月参加全国首届石窟寺考古专修班。年山西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专科毕业，后于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年参加中国石窟寺遗址管理培训班。年北京大学宗教学系研究生课程结业。
年5月至10月，他参加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大同地区）。年8月至年3月参加朔县崇福寺弥陀殿维修工程建筑测绘。年10月至年6月参加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维修工程建筑测绘。年参加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天王殿维修工程建筑测绘。年至年参加云冈石窟窟前考古发掘。年参加大同善化寺三圣殿维修工程建筑测绘。年6月至年9月参加云冈石窟窟顶考古发掘。年10月至年3月参加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年参加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
年4月，刘建军参与印度佛教石窟与遗址学术考察。年12月应邀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年至年任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年至年任山西大同大学北朝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年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云冈石窟补凿遗迹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年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魏平城考古研究——公元五世纪中国都城的演变”。
年12月应邀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其间走访京都大学博物馆、大阪美术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等，调查云冈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年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印石窟寺研究”。
年6月13日至27日应邀赴法国远东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其间走访集美博物馆、色努斯基博物馆、法国国立图书馆等，调查云冈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同年11月26日在北京参加“中国与南亚佛教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云冈石窟窟前遗址的初步研究——以典型洞窟为例》论文。
近40年间，他单独撰写或与人合作，出版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和论文:《中国石窟·云冈石窟》（合著，日本平凡社，年）。《中国石窟·云冈石窟》（合著，中国文物出版社，年）。《云冈石窟》申报世界遗产名录文本（合著，年）。《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3·云冈》（合著，重庆出版社，年）。《云冈石窟雕塑全集》二卷。另有《北魏平城鹿野苑石窟调查记》中文版（合著）、《云冈〈太和七年造像题记〉辨正》、《云冈第9、10窟窟前辽代建筑原状探讨》、《大方等陀罗尼经的“十二梦王”石刻图像研究》等学术论文16篇在《文物》、《佛教艺术》、《石窟寺研究》等国内外专业学术刊物发表。
其中，《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合著），年获大同市第一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云冈石窟》申报世界遗产名录文本（合著），获年度山西省社会科学成果“百部工程”著作一等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3·云冈》（合著），获年度山西省社会科学成果“百部工程”著作二等奖。《洞窟开凿技术揭秘——云冈石窟第三窟遗址》（合著），获年度山西省社会科学学会“百部工程”论文二等奖。《云冈〈太和七年造像题记〉辨正》，获年度山西省社会科学成果“百部工程”论文三等奖。
《云冈石窟第三窟遗址发掘简报》（合著），获年度山西省社会科学成果“百部工程”论文三等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3·云冈》（合著），年获山西省第四届社会科学著作优秀奖。
年，刘建军参与的云冈石窟第三窟考古发掘被评为“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年获“山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优秀队长”称号。年，受聘担任大同市委高级联系专家至今。
破解北魏洞窟开凿之谜北魏洞窟是如何开凿的？面对气势浩大的云冈石窟和相关史料的严重匮乏，中外专家和普通游客心中都会有此一问。这个问题也是刘建军心头多年挥之不去的一个疑问。
刘建军介绍说，我国古代开凿山岩洞穴一般惯用火烧法，就是先用木材在岩石面进行烧烤，当岩石达到一定的温度后，再往炎热的岩石上泼水，俟炸开裂缝再用大铁楔或其他工具进行加工。然而使用火烧的方法有一个问题，岩石酥裂已不成材，洞穴壁面的岩石结构也遭到破坏，只能在特殊情况下作辅助之用，因此它广泛地应用于道路、水利工程，却不适用于云冈洞窟开凿。因为云冈石窟开凿于侏罗纪长石石英砂岩层，洞窟所选择的位置多集中在中砂岩与细砂岩的区域地带，只有少量的窟龛分布在粗砂岩和粉砂岩中。这种地质情况形成的岩石结构与石灰岩比较，质地结构松软。
年，云冈石窟第3窟的遗址发掘，终于洞窟开凿程序和方法问题。遗址中一些新发现的未开凿完工遗迹现象，不仅是北魏平城地区石窟工程、乃至北魏其他地区石窟工程研究方面的最基础材料，同时对分析确定洞窟壁面和窟顶等部位是否北魏开凿石窟时留下的遗迹，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经过实地参与和后期整理，刘建军年12月22日在《中国文物报》发表《北魏洞窟究竟是如何开凿》一文，将这一谜底公诸于世。
文中称，在这个洞窟的前庭、前室与后室经过考古发掘的基岩地面全部保留着如何分割或揭取岩石的大量信息。后室东侧基岩遗迹，反映了石窟工程技术中岩石分割与揭取的过程。在东西宽约5.90米、南北长约8.35米范围内，由东至西分别凿有纵向沟槽6条，将岩石面分割5条南北向长方形条石；再由北至南又分别凿有横向沟槽6—8条，将每条纵向沟槽分割的岩石面又分成5至7个规格不同的石块，石块大小不等，根据需求来确定。洞窟的内外其他岩石表面也布满分割或揭取岩石的考古遗迹。很显然，这种岩石分割方式适应规模较大的大型洞窟岩石开采，分割岩石是石窟工程开凿程序的需要，也是想让开凿的洞窟岩石能够迅速采集出来首先要进行的步骤。这应是石窟工程的洞窟开凿程序岩石第一项工作。
沟槽将岩石面分割后，矩形石块从分割石块的一端依次逐块揭取，首先选择分割石块的某一端，将沟槽再沿着岩石面呈30°—40°方向继续凿成斜向沟槽，随后打入铁质楔子，从一端撬起。这种分割、揭取石块方式与云冈石窟地区沉积性砂岩的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第3窟后室壁面上接近明窗的位置，因风化比较严重，发现了一层断断续续凸出石窟壁面的残石，根据该窟考古发掘后地层推断，这些遗迹是北魏开凿洞窟时残存的遗物。这个遗迹现象说明第3窟后室的开凿工程分两个阶段：上层开采的石料由明窗运出，下层开采石料由门拱运出，当上层洞窟的窟型基本完成，下层洞窟开凿到一定程度，才能将这个隔层打通。
刘建军得出结论：北魏时代每一个大型石窟的开凿都应根据洞窟形制的设计要求进行，先凿出石窟的基本窟形，然后进行壁面的雕刻造像。一般大型石窟的开凿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主要是斩出洞窟外部接近窟顶的崖壁；第二阶段主要是斩出洞窟外部明窗位置的崖壁，并通过明窗开凿洞窟内的上层空间；第三阶段主要是斩出洞窟外部门拱位置的前庭崖壁，并通过门拱开凿洞窟内的下层空间。这说明石窟工程的计划性和目的性都十分明确。
揭秘“十二梦王”残石图像年第6期，《文物世界》刊发了上世纪末山西晋城青莲寺出土的一件北齐石刻造像。这件刻有北齐乾明元年（即年）纪年和佛经人名的石刻，但清晰的榜题并没有帮助该文作者正确地识读出图像内容。刘建军依据发表的照片，经过仔细辨识，发现图像的内容属于《大方等陀罗尼经》中的“十二梦王”造像题材。年11月，刘建军专程赴晋城青莲寺实地考察，并在晋城博物馆目睹这件北齐石刻，确认是一件北朝石塔的部分塔身。随后，经宿白、罗炤等著名专家热情指导，在《文物》月刊年10期发表《大方等陀罗尼经的“十二梦王”石刻图像》一文，就此部分的石塔形制、雕刻内容、杂密图像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
这件北齐石刻出土于上世纪90年代上寺大殿的工程维修过程中。它的形状为一个接近方形的柱体，上面保存完整，向内有宽、高各2厘米的两层叠涩小“台阶”，下面毁坏严重。石刻四面上下稍有收分，并刻有高浮雕、浅浮雕及线刻图像。刘建军结合高平羊头山石窟及近年出土的北朝石塔造像初步判断：它是石塔中一层塔身的主体部分。
在对正面塔身图像、右侧面塔身图像、后背塔身的图像、左侧面塔身图像进行了细致研究后，刘建军将石塔残件的图像、榜题与《高丽藏》本《大方等陀罗尼经》对照分析发现，石塔图像与佛经文字描述内容及榜题人物名称基本一致，残石塔中佛经故事为“十二梦王”题材无疑。
随后，刘建军对《大方等陀罗尼经》中“十二梦王”的名称和故事内容的流变、北朝石塔图像的特点，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和论述。认为青莲寺北齐石塔“龙华像”与“十二梦王”图像的组合关系，符合北朝佛教时期祈求“弥勒”的时代精神。北朝佛教显密不分，往往把杂密的经典、图像作为显教来看待。云冈石窟第7、8窟密教护法诸天图像，莫高窟第窟北壁绘制的八佛图像，山东临朐明道寺舍利塔基出土的北朝造像，都可以说明北朝佛教造像显密不分。特别是山东临朐明道寺的北朝造像，将《法华经》与《大方等陀罗尼经》这两部显、密佛经听法之会场面的佛、菩萨、弟子、罗汉等雕刻于一体的图像。因此，北朝佛教图像显密不分的情况，很容易把杂密图像作为显教图像来看待，这是研究北朝佛教图像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揭秘北齐造像残石的相关内容在“中国北朝造像与石窟暨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发掘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以后，引起与会专家学者们的高度 大同古称平城，公元一年北魏在此建都，是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魏时期的大同不仅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高度发达，而且佛教与佛教艺术的发展亦空前高涨。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孝文帝初年(即公元年)京都平城畿内有佛寺约百所，僧尼约二千余人。多年来，大同及周边地区陆续发现与报道的佛教石窟、单体造像及相关的考古遗物引起了学术界的 为此，刘建军专门就鹿野苑石窟进行了多次的考古调查，特别是年调查中又新发现了一个洞窟形制比较完整的禅窟，这对平城地区佛教石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鹿野苑石窟位于大同市西北约10公里的雷公山脉北端大石崖背沟北山崖面上。东南距小石寺村1.8公里，南距安家小村的北魏城垣遗迹4公里。洞窟就开凿在高出河滩10多米的大沙沟三叉口北侧山体上，石窟东、北两面依山，西、南两面临大沙沟，隔沟远望是高低起伏的山峦。石窟前面与西侧面的大沙沟是古代季节性河流遗迹，由北向南和由西北向东南的两支河流在石窟开凿处汇合，20世纪80—90年代河滩上还有泉眼，现已干枯。
在论文《鹿野苑石窟调查报告——关于新发现禅窟的问题》中，刘建军介绍了鹿野苑石窟的窟室形制、造像特点、保存现状等详细考古调查的测绘与记录，并就新发现的禅窟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他认为，鹿野苑石窟新发现的禅窟，不仅丰富了平城地区石窟的洞窟类型，而且进一步印证了文献中有僧人在平城地区习禅修定记载的史实和填补了云冈石窟没有典型禅窟的空白。《魏书·释老志》曰：北魏在天兴元年（年）就在寺院中“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这里所指的“禅堂”应该与僧人坐禅有关。从《高僧传》卷十一《玄高传》的相关记载中可知，玄高在平城时所居的寺宇就有“禅窟”，虽然目前没有发现玄高修禅时的“禅窟”遗迹，但至迟在太平真君五年（年）九月时平城附近就已存在禅窟了。
鹿野苑石窟新发现的洞窟平面趋于纵长方形，纵券顶，圆拱形窟门，这种结构形式的禅窟就云冈石窟及附近地区现存的石窟遗迹而言，除鹿野苑石窟外，其它石窟都没有发现类似形制。特别是第5窟的纵券顶这种窟顶形制，在新疆的龟兹地区的克孜尔石窟中，开凿于第一阶役（大约接近于公元±80——±60年）的中心塔柱窟、大像窟、僧房窟等各种类型的窟室，其洞窟的窟顶十分盛行券顶式结构形式，而且两侧壁面与窟顶连接处均有简洁的出檐线脚。在高昌附近的吐峪沟石窟，北凉时期的第42窟以及壁面的5个禅窟的窟顶皆亦为纵券顶。鹿野苑石窟这种形式相似的窟顶的出现，或许与新疆石窟的影响有关。
鹿野苑石窟丰富了平城地区的北魏石窟寺内涵，弥补了云冈石窟洞窟类型的不足。在洞窟形制方面，作为鹿野苑石窟的中心窟第6窟洞窟椭圆形平面，穹窿顶的形制，模仿了昙曜五窟的洞窟结构，无论在布局方面，还是空间的构筑方面都与云冈早期洞窟形式相似，充分地反映了大同地区早期石窟的特征。同时，敞口大像窟的洞窟形制，窟门外左、右新出现护法像，也清晰地表明大像窟的窟形演变过程和造像组合关系。关于僧人修行时，修禅习定的禅窟究竟是什么样形制，除鹿野苑石窟外，云冈石窟及平城周边其他的小型石窟并没有发现，而且鹿野苑石窟是唯一的一处发现有典型禅窟的石窟寺，尤其是新发现的第5窟，保存着完整的洞窟形制，这对研究平城地区石窟中的禅窟形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此外，他在云冈第9、10窟窟前辽代建筑原状探讨，云冈《太和七年造像题记》辨正，云冈山顶佛塔基址发现及其相关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云冈新发现北魏正光元年洞窟，也对深度了解云冈石窟并使云冈研究成为一门显学颇有贡献。特别是年在云冈第5窟附40窟新发现北魏正光元年开窟造像的题记，进一步证明了宿白先生发现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文之中“验其遗刻，年号颇多，内有正光五年”的铭记之说,这对北魏云冈考古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研究价值。
编辑/付 洁
编审/王雁翔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bszl/23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