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研究院考古研究室主任、文博研究员王雁卿，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年分配至大同市博物馆工作。年获山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年调云冈石窟研究院工作。曾参与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魏平城京畿帝后驻跸遗迹考探”及“云冈石窟佛龛的类型与分期研究”；成功申报山西省文物保护科学与技术研究课题“北魏漆器的研究”，为项目主持人；参与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之“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之“北魏平城考古研究——公元五世纪中国都城的演变”、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四批）之“中国石窟寺考古中3D数字技术的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子课题“在3D数字技术条件下石窟寺考古方法相关问题研究”。先后在国家和省级专业期刊、出版社发表《大同博物馆精品选萃》、《北朝时代的饮食炊具》、《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石棺床》、《北魏平城时期的装饰纹样》等学术论文几十篇、专著数部，担任《云冈石窟雕塑全集》中三卷五个洞窟的文字编撰等工作。是我市考古研究界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专家学者。
一花一世界作为考古专家，王雁卿早在调到云冈石窟研究院之前就对云冈石窟十分稔熟了。 拜读王雁卿的《云冈石窟的忍冬纹装饰》一文，你会觉得百度等搜索引擎上的相关解释太简单了。在这篇十年前发表于《敦煌研究》上的学术论文中，王雁卿从历史、宗教、雕塑、医学等多个角度，把忍冬花的前世今生做了全面解读，让人感叹佛家所谓的“一花一世界”诚非虚言。 她在文中写道：“忍冬花纹属植物类装饰纹样，随着佛教艺术东传来到中国。作为佛教装饰题材雕刻于石窟，并被广泛运用雕刻在北魏的建筑上，刺绣在衣服上，绘于棺板、石椁板上，雕刻在石棺床上，滚印在陶器器壁上，等等。形式有单个菱形的、单枝并列的、波状的、环状的、纵向环状、缠枝环状、环状套圭、龟背状等，是北朝时期主要的装饰纹样。云冈石窟忍冬纹装饰种类繁多，计有七型。” 在云冈洞窟对七型忍冬纹进行详细论述后，王雁卿综合常盘大定、水野清一、梁思成、陈清香等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犍陀罗时期的佛教艺术受希腊阿堪突斯叶样式的影响，菩提叶、无忧树叶等的形状渐与阿堪突斯叶相似，并演变成类似程式化的棕榈叶状，之后东传中国。而棕榈叶(或菩提叶)形与中国草药忍冬叶相似。据佛传，佛陀头上有菩提树冠。《大唐西域记?摩揭陀圆》载：“菩提树者，即毕钵罗树也。昔佛在世，高数百尺，屡经残伐，犹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觉，因而谓之菩提树焉。茎干黄白，枝叶青翠，冬夏不凋，光鲜无变。”忍冬属藤生，叶对生，呈长卵形，顶端渐尖或钝。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忍冬项下曰：“忍冬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凌冬不凋，故名忍冬，同样赋有生命力的含义。所以有的学者便称其为忍冬纹，其实忍科纹样的来源与真正的植物忍冬二者之间毫无关系。 她结合自己多年从事考古研究的丰厚积淀，对离石汉画像石上的波状花草纹与北魏的忍冬纹进行了对比分析。她指出，此类花叶纹不论形式还是意义都不同于云冈石窟的植物花纹，应属两个不同类型和不同意义的花草纹饰。“有的学者将中国汉代画像石出现的波状云气纹看作是忍冬纹的前身，而我觉得这是两种表达意义毫不相同的纹饰，虽然它们形式上有点相似，云气纹还是与汉代人神仙思想的仙气有关。而忍冬纹就是一种变形植物花纹，是生活及命运树的简缩形式，并象征着佛诞生或洁净的莲花一起在北魏时期随着佛教艺术的东传而发展变化，而且从传入云冈之始，便是以一种较成熟的形式出现的，之后历经繁简，简约流畅，并加以变化成各种形式，兴盛于一代，一直延续唐朝初期，领导着一个时代的装饰艺术的潮流。此后，从商周开始的以动物纹样为主的装饰题材逐渐过渡到以植物纹样为中心的历史时代。
立佛与佛龛 云冈石窟第20窟这一因前壁意外坍塌而形成的型制独特的半壁洞窟，在一千多年后既成就了露天大佛的超高知名度——成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和大同旅游名片，也让研究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东西壁立佛与其上部佛龛的打破关系，就是一直困扰研究者的一个谜团。杭侃先生曾撰文论及第20窟西壁立佛，认为两个释迦多宝并坐佛龛打破了西壁立佛头光无疑，并绘制了平面图。从图上看，杭侃先生的推测确有道理。王雁卿经过反复多次的实地考察，发现了新情况，撰写出《云冈石窟第20窟立佛与佛龛》一文，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她首先指出，如果西壁立佛之上的小佛龛打破立佛头光的话，那么，佛龛是在头光忍冬纹环带的壁面上进行雕凿，也就是说，佛龛的壁面应该低于或至少与忍冬纹环带的壁面平行，主尊耳后追刻的小佛龛便嵌进岩壁里。而实际上，佛龛圆拱梁柱立面较忍冬纹环带要高一些，而且与圆拱相接部分的忍冬纹叶的雕刻并没有按图案排列顺序继续雕凿，而是变形了。 其次，东壁从上至下到东立佛头光之上有四个佛龛，其中第三个佛龛龛底右下角“进入”东立佛头光之中。雕刻头光忍冬纹环带花纹的最大叶子向上延伸就应该雕下那个龛底右角才能形成完整的圆形头光。但那一个忍冬纹叶子并没有延伸上去，叶头未雕出来，而是保存了佛龛的完整。因为龛底右角和忍冬纹环带的叶子处在同一个壁平面，忍冬叶如果雕出叶头，就有可能破坏掉佛龛龛底。所以说并不是佛龛龛底一角打破了忍冬纹的叶头，而是已有佛龛在前。 据此，王雁卿得出结论：“第20窟窟壁佛龛的佛像雕刻特征以及供养天人的特征等都与第20窟主像背光内的佛像、供养天人的风格一致，佛龛明显具有早期特征。所以，推测第20窟窟壁佛龛的开凿时间至少与第20窟立佛像的开凿时间一致，或者还要早。此式佛龛可能是云冈石窟开凿最早的二佛并坐龛。”
她还敏锐地捕捉到以下信息： 一、昙曜五窟是并没有按设计圆满完工便结束了的皇家工程。也许昙曜建议“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后，真的只建了佛像各一。如果皇兴元年(47)献文帝行幸武州山石窟寺是为了五窟开凿成功，那么，第20窟东西两壁的佛龛的开凿时间在47年之后。 二、还有一种可能，即在雕造两侧主像的同时，供养佛龛的雕刻就开始了。就是说在开凿昙曜五窟时，因监督不利，参与开窟的或是参与开窟佛事活动的佛弟子就在窟壁开龛造像。 三、二佛并坐龛与立佛相继雕成，造像记明确“造多宝佛二区”，说明在云冈早期开凿昙曜五窟时就已流行《妙法莲华经》。后因冯太后长期擅政的原因，云冈石窟中期大量出现二佛并坐龛，是当时北魏王朝既有皇帝在位，又有太后临朝的反映。一方面佛教在北魏大行“法华”，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北魏佛教与皇权相互利用。 最近她在《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的早期圆拱龛》一文中又据洞窟壁面造像的打破关系、造像及龛特征推断，厘出昙曜五窟中早期开凿的圆拱龛有82个。其中，近四分之三的的造像题材为二佛并坐，可见云冈石窟早期在开凿大像时就开始雕刻二佛并坐，显示云冈石窟早期便流行法华信仰，也是修习“法华三昧”禅观的需要。
小像与壁画在普通人眼中，万佛济济的云冈石窟发现一尊小造像不值得惊讶，但在王雁卿眼中却非同寻常。 她在《云冈石窟发现一尊小造像》一文中写道：“年云冈石窟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照例开展文物保护日常保养工作，在第14窟到第19窟前搭上了脚手架。借助外立壁的脚手架，我们得以精确测量昙曜五窟以及第14、15窟外立壁距地面高约11米的的大梁孔，却意外地发现一尊造像。此像没有被日本学者的十六卷本《云冈石窟》记录，既不是云冈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中提到的大小造像余尊的之一，也不是后来云冈石窟 今年1月12日至2月28日，云冈石窟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另一个世界的想象——大同沙岭7号北魏墓葬壁画与云冈石窟艺术”在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出，国内多家主流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反响空前。 沙岭7号墓系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墓中壁画是大同迄今发现的形象内容最为丰富精彩的北魏绘画，但原址保存使壁画局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空鼓、龟裂起甲、颜色氧化发黑、颜料脱落等衰变现象。本次展出的为摹制作品，是云冈石窟研究院抢救濒失古代墓葬壁画的一次有益尝试。这之中，王雁卿功不可没，她是这幅壁画摹制团队的专家组组长。 王雁卿介绍说，该墓壁画总面积达30多平方米，分布在墓室四壁和甬道顶、侧部。壁画北壁上栏画着个象征星宿的奇禽异兽，下栏第一行绘有19位女性，头绾高髻、身系飘带，是一幅盛大的车马出行图。正中有一高大建筑，里面端坐男女二人，建筑物的周围有车辆、马匹、人物等，展现的是北魏太延年间的社会生活，为研究北魏平城民族风情、丧葬习俗、服饰装束等提供了宝贵的形象资料。 这一项目的专业摹制团队负责人姚冏明透露，由于对北魏历史缺乏了解，缺少必要的考古学知识，摹制团队的初稿被否决。为最大限度地接近真迹，云冈石窟研究院专门成立了专家组。为提高效率，方便对接，摹制团队从包头移师云冈美术馆。王雁卿向摹制团队提出建议，临摹之前先画线图。摹制团队接受了这一建议，先后三易其稿。
负责勾线定型工作的蔡炀灿告诉记者，王雁卿老师多次带领摹制团队前往大同博物馆、明堂遗址公园，现场讲解北魏人物、服装、车马、配饰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让沙岭壁画许多模糊的细节得以有据恢复，画面更少主观色彩，更加客观真实。同时，也让团队成员学到很多北魏历史和考古学方面的知识，对今后的工作很有帮助。 从摹制团队成员的讲述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们对王雁卿怀有深深的敬意。这种敬意是靠扎实的学术功底、丰硕的研究成果和勤勉的敬业精神赢得的。
编辑/付 洁
编审/王雁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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