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石窟研究综述

陕北石窟研究综述

吕倩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延安）

摘要：陕北石窟，即指陕北地区的石窟群，一般学术上不仅包括榆林、延安地区，同时还包括铜川地区的石窟，所以本文中所论述的是榆林、延安和铜川三地的石窟。石窟寺作为宗教信仰的一种直接、现实的载体，是佛教传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代对陕北石窟的研究多集中在某个地区或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容杂且零散。本文将从北魏至民国时期的石窟寺著作或论文为线索，对其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期望对未来陕北石窟研究的发展有所帮助。

关键词：陕北地区；石窟；研究综述

基金项目：延安市社会科学专项资金规划项目《陕北石窟的分布、分期及其特征研究》（13BLK24）

作者介绍：吕倩，女，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专业本科生

石窟，又名石窟寺，是佛教寺庙建筑的一种，其功能表现在开凿的岩石洞窟中所陈示的佛教雕刻、彩塑佛像或壁画等。它不仅是研究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遗迹，还是研究当时宗教与社会情况的第一手资料。陕北地区处于西通西域、东连辽东的古道之上，是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播和‘云冈模式’自北魏平城通往河西走廊的重要环节，又与关中、陇东两个佛教艺术兴盛之地接壤，其石窟开凿自北魏肇始，至宋金时期兴盛，是中国北方晚期石窟较为集中的区域。由此可见，陕北石窟有集众家之长的优势并且在之后的历史时期中形成了具有其独特风格的石窟群，成为中国北方晚期石窟最集中、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陕北石窟的开凿自北魏肇始，历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至宋金时期兴盛，随后元、明、清各朝代，以至中华民国时期都有石窟开凿，总计余窟，造像约8万余尊，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及学术研究价值。然而至今尚无一部整理完整的文字资料和深入研究的论著，多以现当代的史学或美学学者的论文资料为主，以至于陕北石窟的学术研究相当滞后。当代研究陕北石窟寺的专著比较著名的有杜建军先生的《钟山石窟解读》，该书全面介绍了钟山石窟，基本反映了以钟山石窟为主体的石宫寺现存状况和历史面貌，充分展现了陕北人民在历史上的宗教信仰和精神生活以及文化艺术创造能力。除著作之外还有靳之林先生等有关陕北石窟的一系列论文，我们将从研究陕北石窟的各类著作、论文或其他资料中来总结它的研究状况。

一、陕北石窟概况

陕北石窟的产生和政治形势及地理交通位置有关，其地处内蒙古、宁夏、山西和陕西交接之处，春秋为晋，战国归魏，秦统一六国后为上郡地，东晋时匈奴人赫连勃勃又在榆林西部统万城（今靖边县）建都，称大夏国。复杂的地理政治状况使这一地区的石窟艺术有了蓬勃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代的石窟，有记载：“宋代石窟在陕西数量众多，而且集中在陕北，这与宋王朝大力倡导佛教，以及宋与西夏之间的战事，是有着密切关系的。”[1](《韩伟考古文集》,P)“五代以后的陕北，曾是北宋王朝和西夏王朝交战的前线，陕北又是在山西和甘肃之间，当时的交战军士和当地百姓都希望佛、菩萨会给他们带来幸运，于是不论兵商，开窟造像似一阵风。宋、辽、金三朝在陕北凿窟造像，大约有一百多年历史，营造了百余处大小石窟。”[2](《中国佛教艺术》，P74-76)陕北石窟由此可见其不一般的规模，是十分值得对其进行学术研究的。

陕北石窟基本的分布情况是：陕北北朝石窟有北线和南线两条走向，北线由吴旗、安塞、横山县直至通往大同的古道附近，为云冈型，具有代表性的有横山县接引寺摩崖造像，安塞县云山品寺石窟群、吴旗县石空寺石窟等。开窟时代相当于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后。南线由甘肃经富县、黄陵通往洛阳和由长安经宜君通往陕北的古道附近，主要石窟有黄陵县香坊石窟、麦洛安石窟，宜君县福地水库石窟。

陕北隋唐石窟较少，隋代石窟以佳县刘国县乡隋大业五年()的玉泉庵为代表,系佛、道造像混合之石窟，为北朝石窟造像向唐代转变之典型风格。唐代造像多分布于富县以南，如洛川县仙宫寺石窟，凿于永泰二年()。

陕北地区的石窟，以宋代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大多集中在延安地区。已发现的宋代石窟计有：子长县北钟山石窟(建于北宋中后期即治平至靖康年间)、黄陵县双龙千佛洞(建于宋绍圣二年至政和五年，即—年)，延安市清凉山万佛洞(宋前以迄金元)、富县阁子头(凿于北宋政和二年即年)、志丹县吕川石宫寺()、狄青城石空寺()、安塞县石子河石窟()、龙岩寺等10处大型石窟。就其规模和艺术水平而论，当以子长县北钟山石窟和黄龙县双龙石窟最具代表性。

金、元石窟形制、内容和造像皆承袭北宋石窟,大致不变。金代石窟代表为：富县石泓寺(皇统六年)、延安市清凉山4号窟、甘泉县老君寺崖墓石窟。元代石窟代表为：佳县佛堂寺()、富县松树沟造像群()。

明代石窟群主要分布在榆林地区，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比宋代有过之无不及。其代表石窟为榆林红石峡石窟群()，安崖乡金佛寺石窟群()，神木县的东山万佛洞（），高家堡千佛洞、万佛洞、虎头峁伏智寺()，米脂县万佛洞()，志丹县顺宁大佛寺()等。

清代以后除开凿一些小窟和重修补塑历代大窟造像外，已无大规模开窟造像活动。

二、著作类的研究状况

佛教是随着丝绸之路大量进入中国的，之后佛教的发展又衍生出了石窟寺，可以说佛教寺院成就了石窟寺，又因其闻名。而作为中国北方地区最著名的石窟群之一，陕北石窟可以说是中国石窟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开凿于宋代的子长县钟山石窟，可以说是宋代以来北方地区佛教石窟艺术的典型代表，号称“敦煌第二”，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杜建军先生的著作（以下简称“杜著”）就对这一石窟艺术做出了解读，他在书中对其描述为“钟山石窟和敦煌石窟相比，显得精致玲珑；和五台山相比，尤觉个性分明；和龙门石窟相比，表现出保护的完美；和云冈石窟相比，可见独特的细腻。”[3]历史学家张岂之也称之为“陕北第一石窟”并题词，由此可以看出钟山石窟的价值决不在莫高窟、龙门、云冈石窟之下，具有极强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杜著是作者用了六年的时间完成的并于年10月首次出版，全书主要围绕钟山鉴宝、佛殿说佛、佛国人物、古刹撷英、文献识读、窟寺溯源、三教圣人、图版存真八个方面来叙述，其中钟山鉴宝和文献识读是比较重要的。他们记录了钟山石窟的主要文物文献和相关情况，钟山石窟第一景是牌楼，亦称为石宫寺牌坊，始建于清雍正三年（），乾隆五十三年（）重修，牌楼后是山门，山门正中门洞顶部建三官楼，山门始建于宋代，元代至元二十五年（）和嘉庆年间曾进行过翻修，进了山门穿过大院拾阶而上就可以看见钟鼓楼、天王殿、明王殿、彩门、西方胜境、敬香炉、万佛岩、万佛岩主窟、万佛塔、萧寺宫、禅院、十三殿、普通塔、松岩大禅师浮图塔等文物遗存。除了这些文物外，钟山石窟还保留着拥有国宝价值的完整的摩崖石刻、碑碣、诗文及石刻题记，钟山石窟保存下来的石碑共有14通，如重修普济院万佛岩记、明安定二守孙公重修万佛岩寺记、重修萧寺碑记等。这些文字是钟山石窟科考的重要文献和有力佐证，也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杜著的完成就填补了陕北石窟的空白，是一部系统介绍钟山石窟的著作，这不仅是作者对陕北人民的一份厚重礼物，同时也对国家文物保护和研究事业以及对佛教文化作出的一份重要贡献。

比较遗憾的是陕北石窟寺的学术专著是非常少的，据了解目前为止只有杜建军先生的《钟山石窟解读》比较全面的介绍了子长县的钟山石窟，其他基本上都是比较简单的对陕北石窟进行相关的介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全面或局部描述了陕北各个历史时期或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著作，如唐涛，周明成，白云冰主编的《建筑的艺术》中就比较详细的介绍了陕北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石窟分布、佛像形制、造像艺术等，并且提出“在中国石窟史上，陕北石窟无论是石窟形制还是造像风格都是自成体系的。”[4]（P）由此可见陕北石窟的确是中国石窟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另一类是介绍陕北地区比较著名的石窟寺的著作，如隋璐著的《中国古代佛教文物》就主要介绍了富县石泓寺及阁子头石窟、子长钟山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黄陵万佛寺石窟。[5](P48-51)还有《陕西省志·第24卷·建设志》就比较详细的介绍了富县石泓寺石窟、黄陵石空寺石窟、延安清凉山石窟、延长七里村石窟，[6](P-)包括它们的开凿年代、造像、形制等。白文明《中国古建筑装饰艺术图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年版）和《陕西省志?第65卷?文化艺术志》（陕西人民出版社年版）都有记载“榆林红石峡”（又名“雄石峡”），其位于榆林城北3公里处，壁上有明、清以来开凿的洞窟庙堂44处，壁上留有l60余幅历代名人的题刻，是珍贵的书法宝库。

这一时期还有其他的著作，如殷宪主编的《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年版）、李凇先生的《陕西佛教艺术》（文物出版社年版）、常青先生在《崖洞里的灵光——中国石窟寺的奥秘》（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年版）、唐涛，吴晓主编《建筑艺术辞典》（远方出版社年版）、《宜君县志》（三秦出版社年版）、《横山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年版）、《安塞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年版）、《靳之林现象》编委会编《靳之林现象》（江苏美术出版社年版）、李希凡《中华艺术通史?五代两宋辽西夏金卷(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李裕群《古代石窟》（文物出版社年版）、魏小杰《三维世界的翱翔：中外雕塑巡礼》（郑州大学出版社年版）、曹厚德，杨古城《中国佛像艺术》（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年版）、吕凤涛，冷艳燕主编《中国佛像收藏与鉴赏全书（上）》（天津古籍出版社年版）、秦晖著《陕西通史?6?宋元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周细刚《雕塑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李再钤《中国佛教雕塑（下）》（国立历史博物馆）、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天津古籍出版社年版）、白智民，秦天行《陕西省志?第65卷?文化艺术志》（陕西人民出版社年版）、《陕西省志?第66卷?文物志》（三秦出版社年版）、张在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年版）、白文明《中国古建筑装饰艺术图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年版）等，这些著作都从某一方面介绍了陕北各个地区的一些石窟艺术，对我们当代的陕北石窟艺术研究有极大帮助。

三、论文类的研究状况

除了各类的著作对陕北石窟进行了介绍外，还有就是这一时期有比较多的论文对其进行探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多数都是描述宋代石窟的论文，而对其他朝代的论述就比较少。

发表的的论文主要有：靳之林《陕北发现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文物》年第5期）、冉万里《陕西安塞云山品寺石窟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年第7期）、冉万里《陕西安塞界华寺石窟调查简报》（《西部考古》年12期）、杨宏明《安塞县石窟寺调查报告》（《文博》年6期）、王红娟《陕北地区宋金石窟艺术探讨及思考》（《黑龙江史志》年5期）、韩伟《陕西石窟概论》（《文物》年3期）、张智《黄陵万佛寺、延安万佛洞石窟寺调查记》（《文物》年5期）、李静杰《陕北宋金石窟题记内容分析》（《敦煌研究》年6期）、冉万里《陕西安塞新茂台石窟调查简报》（《文博》年11期）、员安志《陕西富县石窟寺勘察报告》（《文博》年12期）、孙修身《陕西延安市清凉山万佛寺第2窟内容考》（《敦煌研究》年6期）、姬乃军《延安地区的石窟寺》（《文物》年10期）、崔彬《延安地区的宋代佛教石窟造像艺术》（《文艺研究》年8期）、齐鸿浩《延安地区石窟寺密宗造像》（《文博》年12期）、王文权《延安地区石窟艺术浅说》（《作家》年12期）、胡同庆《陕西钟山石窟3号窟的内容与艺术特色》（《文博》年2期）、王志厚《石宫寺》（《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7期）、石建刚《一处独具创意的涅槃图像—延安清凉山万佛洞涅槃图像鉴析》（《陇东学院学报》年1期）、李静杰《乐至与富县石窟浮雕唐宋时期观音救难图像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年7期）、王红娟《陕北佛教石窟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佛学研究》年12期）、冉万里《陕西神木杨城村石窟调查》（《西部考古》年12月）、冉万里《陕西省安塞县毛庄科石窟调查简报》（《文博》年1期）、陈晓捷《铜川耀州西部的石窟与摩崖造像》（《考古与文物》年6期）、靳之林《延安地区石窟艺术》（《美术》年6期）、靳之林《对延安地区的石窟寺》一文的订正》（《文物》年12期）、海云继梦《钟山石窟_独一无二的历史存在》（《延安文学》年6期）、高海平《陕北新发现几幅古代壁画的考察与研究》（《文博》年2期）陈晓捷《铜川耀州西部的石窟与摩崖造像》（《考古与文物》年6期）。

这些专题探讨陕北石窟的论文丰富和发展了陕北石窟研究的内涵，其学术价值不可低估，比如韩伟先生《陕西石窟概论》、靳之林先生《陕北发现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姬乃军先生《延安地区的石窟寺》、冉万里先生《陕西安塞界华寺石窟调查简报》、员安志先生《陕西富县石窟寺勘察报告》等，学术价值至今应予以充分肯定，尤其是韩伟先生的论文基本上比较全面的概括了陕西地区的石窟，其中对陕北宋金时期的石窟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解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正如作者所言：“陕北宋代石窟数量巨大，内容丰富，而且雕刻技术较前代还有了发展，可以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陕北宋代石窟艺术体系，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地位。”[7]

结语

由以上论著可知，陕北石窟的研究从以前的不受重视到近几年来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同时陕北石窟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一，对陕北石窟有了更进一步地全面的认识，特别是韩伟先生的《陕西石窟概论》，杜建军先生的《钟山石窟解读》，李凇先生《陕西佛教》等一系列的论著的出版发表，使我们对陕北石窟有了更详细的认识，学术界对其更加重视。第二，陕北石窟的研究对我国北方地区石窟艺术是一次有力的补充，系统化的梳理和整理了中国北方石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石窟艺术，对研究中国石窟艺术具有很高的价值。第三，陕北石窟的研究发展了其佛教文化，石窟寺是佛教发展的一种载体，其以具体形象的佛教造像艺术向世人展示了佛教历史，成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珍贵资料。但是陕北石窟的研究还是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花大力气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需要学者们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针对陕北石窟的保护及研究做出更大的努力，其研究一定会取得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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