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热播的《鹤唳华亭》虽然是一部历史架空剧，但是很多内容应该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齐，此时也是中国佛教发展期，所以在剧中出现很多佛家的词语，比如“如是我闻”，这句是佛临涅槃前，弟子阿难所问四事之最后一问。
鹤唳华亭：珍藏版京东好评率98%无理由退换京东配送官方店旗舰店￥69.8购买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外来文化的传入，分别是公元1世纪到9世纪，佛教的传入；其次是明朝时期自然科学的传入；以及鸦片战争期间，西方文化的传入。外来文化的冲击必然会引起本土文化的震荡与改变，看似相互矛盾的文化，需要不断冲突、融合与彼此吸纳。其中佛教最为典型，佛教与中国世俗政权相结合，依附于皇权政治的发展，后来发展成为儒佛相结合，辅助世俗政权的宗教。
佛教和本土信仰的融合
佛教是在汉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它最早是依附于中国的道教，魏晋时期玄学十分流行，后来又依附于玄学，把佛中的浮屠比作黄老，我们看最早关于佛教的记载，都把佛教称呼为“道术”。比如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在牟子的《理惑论》中把佛教看成了96种道术之一，他认为：“道者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在《四十二章经》中佛教也自称自己是佛道。
佛教在初期主要讲“精灵不灭”、“因果报应”，佛教当中重要的思想“无我”则没有进行广泛的传播，而精灵不灭和我们中国社会当中的有鬼论，是相似的，比如在《淮南子·精神训》当中称“故形有近，而神未尝化”，因此到了两汉有“形尽而神灭”的说法。其实因果报应和本土的说法是不尽相同的，汉朝时期佛教“因果报应”和中国的“福善祸淫”的思想是相贯通的。
到了汉末魏初的时候，翻译的佛教经典日益多了起来，这时候的佛教分为两大系统在流传，一个是小乘佛教，重视禅法；二是大乘佛教，主要讲的是般若学。小乘佛教最有影响力的是《安般守意经》和《阴持入经》，所谓的“安般”是指人的呼吸，“守意”是要求专心致志，使邪念不能生长。这和同时期的道教的呼吸吐纳之术是非常相近的。在《阴持入经》则把佛教当中的概念用道家的语言进行解释，比如说佛教的元气，被理解为“五行”，因此才有了“五阴”的说法
而大乘佛教认为人生最根本的道理是“神返本真”，这与老庄的思想是非常相近的，而且大乘佛教的这些弟子在翻译《般若波罗密经》还有《大明度无极经》的时候，把般若翻译为大明，这些都是取子《老子》当中“知常曰明”的意思。
到了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大为流行，玄学讨论的是“本末有无”的问题，这和佛教般若学是非常接近的，因此佛教徒多以玄学来解释佛教当中的理论。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东晋，佛学流行的原因，除了社会生活所学，还有般若学和玄学都非常相近。
佛教依附于皇权
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是皇权支配一切，以皇权专制为核心的国家行政权力，支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决定了佛教必须依附于中国的皇权而生存，早期佛教虽然借助了中国的道教和玄学，但是缺少政治力量的支持，因此经常出现了法律禁止百姓出家为僧的情况，而且当时的佛教信徒主要是上层少数贵族，在谈论玄学的过程中，讨论的也是哲学问题，并不被广大百姓所理解。可是底层百姓在动荡的年代，生存艰难，却找不到灵魂的慰藉。
虽然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儒家学术逐渐衰落，道德也沦为虚伪。以前安身立命的儒家哲学，生命价值已经不能令人释怀，大众的精神体系已经崩溃。也是因为这种社会氛围，魏晋以来的知识分子才将目光转向了老庄哲学，此时发展起来的玄学已经成为心灵的镇痛剂，抚慰着社会精英们的心灵，而广大人民群众，只有从道教的神鬼之说中找到一些慰藉。
当这些任意屠杀佛教众僧徒的君主发现，佛教可以被其利用，用来稳定统治，因此开始转变为大力倡佛教。比如石虎继位赵国之后，下令全国信奉佛教，他认为：“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在这些诏令颁布之后，中原地区第一次出现了“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竞相出家”的热潮，佛教于是在十六国时期的民间蔓延开来。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传播迅猛发展期，据历史记载朝“佛化被于中国，塔寺形像，所在千计”，南北朝佛教的兴盛还是主要得益于皇权的大力扶持，南北朝的皇帝，大都信奉佛，或“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有些甚至自己剃度为僧，这无形当中都影响了臣民。另外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佛法，让王侯子弟，都要受佛戒，而且劝百姓斋戒。在皇权的大力扶植之下，外来佛教在南北朝迎来了一个高峰。
隋朝时期，中国佛教全面发展，宗门林立，而且派别众多，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有名的僧人，佛教也进入了鼎盛时期。历史记载隋文帝杨坚下令提倡佛教：“朕于佛教，敬信并重……发心立愿，必许护持”。在杨坚的扶植下，仅开皇十年，出家人数倍增，隋炀帝杨广还亲自接受菩萨戒，成为佛家的俗家弟子。
唐朝君王大多奉行宗教宽容的政策，允许佛教自由发展，唐太宗为支持玄奘组织佛教译经事业，不仅下令让朝廷元老重臣房玄龄专门负责解决译场所需的一切人力、物力配置及相关费用，而且还亲自为玄奘法师所译佛经写出长达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使新译经论迅速在天下传播。
唐朝对佛教支持力度最大的，无疑是武则天，面对唐朝的佛、道之争，她确定了先佛后道的规则，而且亲自颁发了《释教在道法上》：“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淄服处黄冠之前……布告遐迩，知朕意焉”。并且武则天称自己为“金轮圣神皇帝”，在武则天大力扶植之下，佛教被奉为国教。
南朝皇帝萧衍三次“舍身”佛寺，朝廷以赎金名义流入佛寺钱财数以亿计；北朝开凿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宏大佛事工程，封建国家人力物力耗费之巨根本无从统计。北齐文宣帝高洋，甚至制定长期巨额资助佛教发展的财政制度：“国储分为三分，谓：供国、自用及三宝(佛、法、僧为三宝)。”整个国家财政的1/3花费在佛教之上，可见对佛教的扶植力度之大。
另外从东晋以来，佛教不断从皇权中获得土地，并且拥有免除赋役的特权，此时佛教已经不再是宗教团体，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实体，唐朝大臣辛替认为国家的财富十有七八在佛家手中，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现状。
这些寺院不但拥有大量的土地，而且大量的户口也被编入寺院当中，这让整个朝廷的财政税收大为减少，不但影响了国家的经济，还影响了国家的兵源。这就导致了灭佛的事件，北魏太武帝、北周周武帝、唐武宗时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灭佛行为。
一旦失去了皇家的保护，佛教几乎难以生存，在魏武帝时期，佛教几乎销声匿迹，但是随着魏文帝主张奉佛，佛教之后又兴起。东晋时期佛教领袖道安，在经历了大半生的传教活动之后，得出的经验教训是：“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实在是至理名言。
佛教对儒家的改造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无论是世界观还是完整性上，都是儒家思想所不能比拟的。宋朝之前儒家只关系人际关系和一些社会问题，对自然界当中的抽象哲学问题是漠不关心的。但是在佛教体系中，不但有人际关系，还有完整的宇宙观。
比如我们熟悉的四大部洲的说法，即：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赡部洲；北俱芦洲，这些其实都是来自佛教对世界观的描述。佛教的哲学思考要比儒家深刻的多，比如佛教的缘起性空、诸行无常之类思想，让中原儒家士大夫听得一愣一愣的，真的是由衷拜服。于是，佛教压倒了儒家的风头，持续了好几百年。
于是这些儒家学者意识到，如果要打败佛教，必须要学习佛教，所从表面上看，这些儒家学者反对佛教，但是背地里却偷偷学习佛教。这其中就有朱熹，朱熹利用佛教对儒家进行改造，比如朱熹提出的重要的观念一个重要观点，叫作“理一分殊”。大致意思是说，万事万物归根结底都是“天理”的具象化。天理虽然只有一个，但一旦分散到万事万物中去，就会呈现出各自的特殊性。朱熹怕他这样解释别人听不懂，就打了个比方，说这就好比是天上只有一轮月亮，但倒映在人间的河水里，千千万万条河水，因为河水自己的水质不一样，就会倒映出千千万万个不同的月亮。他这么一说，可就露出马脚了，因为这个典故叫做“月映万川”，其实出自佛教的经典。可见，朱熹这套理论，其实是受了佛教的影响。
结束语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简单概述为，融入中国本土宗教信仰，之后在世俗权力的支持下，迅猛发展，同时佛教自身完备的世界观与逻辑的统一性，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帮助。中国的宗教从来没有超然于世俗政治之外独立存在，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政治、参与政治、服务于政治，从而使中国古代佛教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世俗政治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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