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文成帝重视佛教，不仅到处建立佛教寺院，还开凿佛窟！使佛教在文成帝时期，兴旺到了顶峰。
昙曜是西域人，自幼出家为僧，在西凉修佛，潜心悟禅，周游西域各国，他不但佛学了得，而且了解许多西方文明和哲学，年轻时已是西凉国里很有名气的大和尚了。公元４３９年北魏灭掉了西凉，他与其他僧侣一起随大量移民来到了平城。当时太子拓跋晃对佛教非常喜爱，给予玄高、师贤和昙曜等高僧很好的待遇，让他们潜心研究佛法，翻译梵文经书。常常请他们来到东宫，与他们一起探讨佛法，高谈阔论，畅谈佛教在大魏国乃至整个华夏的未来。然而太武帝拓跋焘听信谗言，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误解，公元４４５年太武帝下令要拆毁寺院，焚烧经书，坑杀僧侣。
太子拓跋晃出于对佛教和大师们的缘分和感情，有意放僧侣们一条生路，推迟宣读皇帝的诏书，使得许多高僧得以逃脱，保住了性命。昙曜也是其中之一。拓跋濬执政之后，把昙曜大师请回了平城，封昙曜为沙门统，相当于现在的佛教协会会长，这个会长不是民间拥戴的佛教领袖，而是朝廷任命的在宗教界掌有实权的官员，统领全国的僧倡和佛教。北魏时期的佛教在文成帝时期，兴旺到了顶峰。标志就是朝廷办佛，把佛教做成了皇家教会，他们认为皇帝就是现世佛，对皇帝的尊重，就如同对佛祖的尊重。
公元年，文成帝拓跋濬下令，由昙曜大师主持武周塞石窟的大型开凿雕刻工程。昙曜为沙门统以来，一直在考虑一件事，那就是佛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问题。一般的老百姓是急来抱佛脚，平日里不修佛不修心，遇到问题想起烧香拜佛了。遇到像太武帝那样要灭佛时，老百姓就不敢再信佛了，甚至把灾难的缘由归于信佛。说到底是信仰出了问题，必须稳定佛教思想在老百姓心中的基础，不能让大家的思想随波逐流。昙曜认为，文成帝能够把佛教重视到如此程度，佛教已经成为大魏国的皇家宗教，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这个还不够，还有两条必须做到：
一是大力宣传佛教，到处建立佛教寺院，要尊重和支持僧侣的修行和传教活动，让佛教思想深入民心。二是凿山刻石，塑造永恒佛像，使佛教能够永远传下去，使佛的形象在百姓心中打下永恒的烙印，从此不会再因政洽的原因，而使得佛教荡然无存。他把这样的建议献给了皇上，文成帝一听觉得非常好，虽然凿山刻石造佛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这毕竟是造福千秋的大事，理应全力以赴。于是便下令实施之。文成帝拓跋濬还亲自与昙曜大师跋山涉水，最后选定在平城之西武周塞的断崖作为开凿之处。此武周塞历代为祭祀之神山，而且因为此处断崖，主体为砂岩石结构，非常适合雕刻。他俩一拍即合，并选定吉日，举行开凿佛窟大典。
整个武周塞石窟的设计方案，都出自昙曜之手。昙曜大师本身学问深奥，这些年奔波在西域各地，对西域各地的艺术比较了解，所以他在武周塞石窟的总体设计上突出了几个特点：一是以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拓跋晃和拓跋濬五世大魏皇帝的形象来塑佛，以体现皇家佛教的理念，佛是什么样？皇帝什么样佛就是什么样，皇帝是现世佛。其中拓跋晃太子虽然没有继承皇位，但是他一心向佛，曾经在最关键时刻保护了佛家僧侣，所以也作为一代帝王对待，能够展现佛的形象和光彩。
二是西域文化与内陆文化的大融合。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在中国人看来，佛的形象大都与中国人的形象差不多，观音呀，佛祖呀，各大寺庙的佛像基本都是这样，而昙曜大师不是这样想的，他认为佛普救众生，也会以世界上各种族人的形象出现，所以武周塞塑佛，其形象、穿着，会出现西域人的特点。三是分几期工程来做，他自己首先亲率大批艺匠来做的，就是佛像高达四五十尺的五个大型的标志性的石窟，最大的石窟，佛像高约五十尺，窟内可有三千多人同时聚集。佛教历史上称其为昙曜五窟。
之后武周塞石窟的雕塑，在北魏几任皇帝期间都一直不停在做，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才成为现今这样连绵三十里规模巨大的云冈石窟。而开凿石窟雕塑石佛的艺工，起先都是从西凉迁过来的，他们大都有着丰富的石雕经验和娴熟的技术。而且这些既懂石雕又通艺术的工匠，大都对昙曜大师非常了解和崇拜，所以在昙曜大师的率领和统筹下，工程进展顺利，也符合昙曜的要求。
在小编看来文成帝把佛教重视到如此程度，在当时佛教已经成为大魏国的皇家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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