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不小的影响力，在早期中国古代社会中，佛教更是盛极一时，流传至今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敦煌石窟以及麦积山石窟等都是传统中中国社会中佛教文化极盛时期的表现。佛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虽然不是本土文化，但在历经数千年的文明演变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体系与特征。
对于许多人来说，“送子观音”的名字应该听过，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总是会无形中被所谓的信仰所影响，最终演变成为求神拜佛的行为。而对于生育的重视，使得他们常常会对“求子”之说尤为重视，在目前的神话体系中，有不少关于求子之神，不管是佛教也好，又或者是道教也罢，中国人总能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信仰表现，甚至于当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还出现了“送子圣母玛利亚”的形象。
据相关学者的考证研究，佛教文化中的“送子观音”形象，应该来源于婆罗门教中的恶神“鬼子母”，这也是为大多数学者们所认可的。那么原本专吃人间小孩的恶神“鬼子母”是如何转变成带有美好寓意的“送子观音”的形象的呢？
《大唐西域记·健驮逻国》载：“梵释窣堵波西北行五十余里，有窣堵波，是释迦如来于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国俗祭以求嗣。”
鬼子母，又称为欢喜母、暴恶母或爱子母，梵文音译诃利帝母。原为婆罗门教中的恶神，护法二十诸天之一，专吃人间的小孩，被称为“母夜叉”，可能今天关于此词的说法或许也来源于此处，无论如何，早期的鬼子母形象绝对是不友好的，毕竟作为恶神之一。但也许是为了显化佛教的慈悲，尤其是佛教所谓的“感化”，这样的一位恶神最后也会成为佛教文化之中的正神。
传说有人在赴会途中遇一怀孕女子。女子随行，不料中途流产，而五百人皆舍她而去。女子发下毒誓，来生要投生王舍城，食尽城中小儿。后来她果然应誓，投生王舍城后生下五百儿女，日日捕捉城中小儿喂之。释迦闻之此事，遂趁其外出之际，藏匿她其中一名儿女。鬼子母回来之后遍寻不获，最后只好求助于释迦。释迦劝她将心比心，果然劝化鬼子母，令其顿悟前非，皈依佛门，被吸收为护法神，成为护法诸天之一。
而最早提出送子观音由诃利帝母，也就是鬼子母演化而来的人是胡适。
鬼子母的神职功能之中有送子功能，所以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宋代以前，在中国民间受到广泛的信奉。只是后来被送子观音的影响力所掩盖，至今已经鲜为人知了。有相关研究指出，关于鬼子母和送子观音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在佛教信仰和民间信仰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观音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同化了鬼子母的送子功能，而观音菩萨的地位和神性更为国人所喜好，所以鬼子母直接被并入了送子观音信仰中而销声匿迹。
随着观音信仰的不断世俗化，佛教与中国民间已存在的其他信仰融合。特别是宋代以后，随着佛教的世俗化和佛道合流的进程，鬼子母便经常被作为送子娘娘和送子观音而被世人所崇拜，其本身的造像特征也逐渐失去了。
而且鬼子母本身所具有的神性中有国民不能接受的部分，尤其是她啖食幼儿的恶行，让广大民众在供奉求子的同时对她耿耿于怀。在宋代之时，仍然称“鬼子母”为“魔母”。
正因为“鬼子母”信仰的盛行，古人所崇拜的生育信仰确实让她有了很大的传播，但是其恶神形象并不为世人所绝对认可，进而佛教中的送子观音才应运而生。在北宋晚期，这种怀抱婴儿的诃利帝母形象，才与送子观音产生某种融合，演变成送子娘娘、送子观音、胎神、床神之说。所以鬼子母的形象直接以具有更高地位和更美神性的观音菩萨取而代之，被更多的国人所接受。
鬼子母形象的宗教性升华过程正是佛教传入我国的一个历史缩影，鬼子母的皈依和神性，意味着佛教对其他宗教神灵的接纳，而鬼子母与送子观音形象的结合，则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在人为加工的情况下，鬼子母逐渐淡出佛教体系，进而影响到了送子观音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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