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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与山西的一次自驾游约会上

来源:云冈石窟 时间:2022/10/2

山西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被称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博物馆”,境内保存完好的宋、金以前的地面古建筑物占全国的70%以上。五台山为四大佛教圣地之一,云冈石窟是三大佛教石窟之一,北岳恒山为中国五岳之一,平遥古城是现存三座古城之一,皇城相府、乔家大院、渠家大院、王家大院、李家大院、太谷三多堂、常家庄园、申家大院、孟门古镇、孔祥熙故居等为山西的民居代表。

因此对山西的旅游景观早就慕名已久,一直想找时间好好看一看或走一走,但一直未找到合适的时间和机会。年国庆假期,我们决定从安徽老家驾车去山西旅游。事先也做了一些攻略,山西可去的景区很多,但时间有限,确定了平遥古城以南的部分,北部五台山、云冈石窟、北岳恒山等只能留待下次再约。

从老家到这次旅行的第一站平遥古城大概公里,10月3日基本花了一天时间,晚上才达到平遥古城。为方便第二天游览,就在古城边找了个快捷酒店,酒店挺干净,也方便停车。开了一天车,非常疲惫,就早早休息。

一、平遥古城。

第二天早上起来洗漱后就进了平遥古城,平遥古城由纵横交错的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构成。年12月3日,平遥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与云南丽江古城、四川阆中古城、安徽歙县古城并称为中国现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

也许时间比较早,街上行人不多,我们在街边吃了些早餐,就走向今天的第一个景点,平遥城墙。平遥城的始建时间至少可追溯至周宣王时期,现存城墙是明洪武三年(年)在西周旧城的基础上大规模重修的,此后又经过数十次修补,但仍总体保持了明代初期的风格,与陕西西安城墙、湖北荆州城墙、辽宁兴城城墙等并列为中国现存最好的四座古城墙。古城内街道纵横,格局井然有序。

此外还有瓮城,瓮城是建在城门外的小城,用以增强城池的防御能力,即便敌军攻破了瓮城城门,还有主城门防御,由于翁城内地方狭窄不易于展开大规模兵力进攻,延缓了敌军的进攻速度,而城墙顶部的守军则可居高临下四面射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正所谓瓮中捉鳖。

随游人登上城楼,城墙上部还是挺宽的,外墙高2米左右,中间有空洞,估计以前是防御用的。站在城墙看城内,近处的街铺和行人一目了然。

从北城墙下来,街上游人也越来越多了,到了路口就看到了日升昌票号。它是由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投资白银30万两和细窑村掌柜雷履泰共同创立的,票号的出现,结束了中国镖局押送现银的落后金融局面,极大地加速了当时商业运转和货币流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可谓“一纸风行”。然而更让我们叹服的是,日昇昌在风雨飘摇的一百年,形成的一整套极具现代意义的管理制度:

1、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日升昌由李财东出资30万两白银设立,但其经营管理权却完全交给了和其没有任何血缘管理的雷履泰。财东只拿分红,基本不干涉票号的管理。

2、期权及股权制度。日升昌的掌柜和伙计可以获得顶身股,即人力股。日升昌的股权组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财东投入的股本,另外一部分就是员工以人力入股。总号的掌柜及分号的掌柜再加入日升昌时,由财东给予一定的顶身股,并写进合同中,管理层据此获得票号的分红。入号满10年且表现出色的伙计,经掌柜推荐后也可以获得股份。在这种制度下,票号的兴衰和每一个员工的努力息息相关,能够极大地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

3、高薪养廉制度。日升昌经营票号业务,伙计们每天都在和银子打交道,但却从未出现过内部贪污挪用的现象,这与日升昌的高薪养廉制度有密切关系。在业绩好的年份,有股份的员工每年分红在几百两到几千两之间,没有股份的伙计每年的薪水在几十两到上百两不等,在当时七两银子就可以供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开销,一个知县一年的俸禄也只有几十两。所以当时出现了很多秀才争着到日升昌作司信(就是在信房写信)而不去参加科考的情况。

4、诚信经营不欺童叟。平遥城内一位沿街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有一天持一数额为两的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票,到日升昌总号提取银两。签发时间在同治七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经询问和查阅账本确认后如数兑付了现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到张家口经商做皮货生意,同治七年收拾盈余,在日升昌分号汇款两白银,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一天,这位早已沦为乞丐的老妇,拿起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夹袄,从衣角摸到一张日升昌汇票,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日升昌兑取现银。这件事之后,日升昌名声大振。

5、严格的管理制度。所谓“家有家法,铺有铺规”,票号的规矩之多,为当时各行业所罕见。一旦有违反号规者,立即除名,俗称“卷铺盖”。这种惩罚的严厉性,在于它是公认的行规,凡是某个票号犯事而卷了铺盖的伙计,其他任何票号都不会再录用。

号规的严格,还在于不分高低,不讲情面。日升昌天津分号的大掌柜冀体谦,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资深高级经理”,属响当当的人物。有个生意上往来的富商为了巴结冀体谦,给他重金买了一个青楼女子。冀体谦明知号规不准纳妾,但自恃资格老,贡献大,贪于美色,将这位女子收为偏房,并嘱咐伙计们保密。但好景不长,被日升昌总号“巡边”时发现,立即下令冀体谦“卷铺盖”。因此票号伙计都会掂量轻重,没有人敢于轻易违规。

平遥票号经历了一百年的历史,年以后近代银行业兴起,银行的经营方式比票号先进,特别是大银行都是以外国资本为后盾,中国土生土长的票号斗不过外国的洋币外钞,票号很快就衰落了。更由于山西票号与清朝政府的经济相互依存,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被推翻,加剧了票号的衰落而被时代所淘汰。

日升昌出来,继续前走,很快到了协同庆钱庄。钱庄、银号、票号、当铺等都是旧时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金融性组织,其中当铺历史最为悠久,其次为钱庄。钱庄产生于明代,产生的原因是,当时国内流通两种货币,即白银和制钱。白银是官府征收田赋和各种商税以及发放官兵俸饷、工商业大宗交易使用的主要货币。铜钱则是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和农民、市民、官兵购买生活必需品使用的主要货币。两种货币不同用途,出现了必须互相兑换的社会需求。正是这种需求,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承担货币兑换职能的组织,这就是钱庄。

我们所在的协同庆是由榆次聂店王姓和平遥王智村米姓共同投资开设的大钱庄,前后共有相互独立又联系的七进院落。建筑之宏伟、规模之庞大,讲究之豪华,功能之齐全,在平遥商铺院落中实属典范。

最让我们好奇的是金库。协同庆钱庄鼎盛期间,白银和制钱流量极大(大额流量有时为黄金),为保证安全、隐蔽,运输便利,选择在地下建造了金库。金库通往前柜,有曲径窑道,通往后街,有两处大门出入,库有专人看管,上有铁丝网罩顶,非常安全和便捷。

继续前行,就到了同兴公镖局,时为平遥名扬京城、威震全国的王正清武林大师创建,其子王树茂尽得其真传且有青出于蓝之势,因而同兴公镖局创立之始就成为当时全国著名镖局之一。

镖局,作为我国早期保险业,它随着明清商业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其职能是为工商贸易客户运送现银。据述,号称神拳无敌的山西人张黑五于乾隆年间,领旨在北京前门外大街首开“兴隆”镖局。接着,全国各地尤其是北方地区陆续开办了数十家镖局。

镖局不可缺少的东西是镖车、镖箱、镖旗。当时走镖分两种路线,一种是水路,另一种汉路。山西属于黄土高原地区,阳肠小道特别多,同兴公镖局用这种独轮车推着走比较好走。但因为它只有一个轮,平衡力很难掌握,当时推它有一句秘诀,“要想镖车走,屁股扭一扭”,也就是说您必须蹲成马步,蹶起屁股,一摇一摆向前挪动才能推走。镖旗上写的押镖师傅的姓,它就是说您在保镖途中肯定会遇到一些劫匪,如果您是厉害师傅保的镖,出了名的师傅保的镖,一般劫匪都不敢劫,所以说劫镖之前要先看一下镖旗上的姓,久而久之就成了镖局的代号了。

票号诞生后,镖局业务锐减,进入民国,各类军警武装押运出现,镖局相继衰败,陆续退出历史舞台。

再下一站是县衙,离听雨楼很近。平遥县衙始建于北魏,定型于元明清,保存下来最早的建筑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县衙大门外右侧有“申明亭”,实际上就是一个民事调解处,大门外左侧是“彰瘅亭”一处,是彰善瘅恶、端正社会道德风化之所。

走进县衙署大门,两厢为赋役房,即县衙收取赋役钱粮的场所。赋役房以北,两侧各修小房一间,东为灶火,西为柴炭,供衙役人等自己烧水、做饭用的。

穿过仪门,就到达了大堂院,大院内有身着古装的表演活动,游人很多,站在远处欣赏了一会,就走进了大堂。

大堂是知县办理公务的主要场所,堂前配有月台,象征着皇权的高贵,威仪万千。平遥县衙大堂为五间厅堂,中间三间为公堂,正中后方屏风上绘山水朝阳图,屏前为官台,上方悬有匾额,书“明镜高悬”。官台上置“文房四宝”、火签筒、惊堂木,官印盒置于右侧。

大堂背后之二堂,自成四合院落,且同后面内宅相通,所以二堂院门也称宅门。看门差役称“门禁”,也叫“门子”。门子日夜值守,闲人免进,有人有事求见大老爷,须烦门子通禀。清代门子年俸银六两,但许多来访者为求方便,常赏其小费,这个职务当然是肥缺了。现代人讲“走门子”一词,恐出于此。

知县除每日上午辰时(九时左右)升大堂署理公务外,其余时间主要在二堂办公,处理日常公务,召见下属,秘密询问案件,会见来客等。

二堂内东西耳房分别为“简房”、“招房”。“简房”为县丞的办公处所,县丞为知县之助手,正八品。“招房”为典史的办公场所,明清时代的典史无官品,即“未入流”,俗称衙门中的“四爷”(排在知县、丞、主簿之后),有时知县外出或在封印期间,则由典史代行职权。

二堂外两旁,分别是“钱谷师爷”房和“刑名师爷”房。“师爷”既非官也非吏,是清代官僚制度产生的一种特殊名目,实为长官的“幕友”,他们有着比官吏更为显赫的声望和地位。县太爷称他们为“西宾”,他们尊县太爷为“东翁”、“东家”。吏役、百姓尊县太爷为老爷,尊称这些幕友为“师爷”。

穿过二堂即为内宅,内宅是明清时期知县的生活区,正房五间,中间三间为客厅,两侧套间各一间,为书斋及卧室。客厅中正面悬挂匾额,上书“慎勉堂”。内宅的东、西房为客房,有上峰莅临或同窗同科谊友来访,可做留宿之所。

平遥县衙中轴线上的最后一座建筑是“大仙楼”,上面供奉着守印大仙,即狐仙,清代官衙奉狐仙为守印大仙,不知道什么原因?大仙楼是平遥县衙中仅存的原建筑物,原名观云楼,即知县每日茶余饭后观察四乡天气云晴之所,反映了古代平遥农业在封建经济中的地位,清代改称大仙楼。

另外,听说原来西侧还有牢狱、督捕厅、洪善驿、马王庙等,但尚未重修。东侧的土地祠、酂侯庙、粮厅、花厅、壮班房等已重修完毕,并向游人开放。

“一座古县衙,半部官文化”,迈入这座沧桑古衙,随处可见的楹联匾额以独特的视角诠释了当时执政者对官吏的道德操守要求和为官者的自勉,蕴含着朴素的民本思想,贯穿着清官情结。

从县衙出来大概下午3点半了,步行回到停车场,开车驶向灵石县,找了个宾馆住下。

二、王家大院。

第二天上午去了王家大院,王家大院素有“中国民间故宫”和“山西的紫禁城”、“华夏民居第一宅”之称。王家大院乔家大院等同为历史上晋商文化的代表,也都是我国北方民居建筑的典范。由于我们旅行时间和路线的原因,选择了王家大院。

到了王家大院,看到的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中、传统思维中的院子,而是一座“城堡”。王家大院是由静升王氏家族经明清两朝、历余年修建而成,包括五巷六堡一条街。整个大院主要以高家崖(视履堡)建筑群和红门堡(恒贞堡)建筑群为代表,两组建筑群东西对峙,一桥相连,红门堡主要是当年王家长辈世代居住的地方,高家崖则是在王家鼎盛时期,由王家二兄弟王汝聪、王汝成修建的。

首先参观的是高家崖堡,高家崖主建筑由两座三进式四合院组成,紧靠东门的是王汝聪(哥)的敦厚宅,院子为三进式四合院,每一进院的正房是三间一排的两层楼房,两侧也是也相同。按照“尊卑分等,贵贱分级,上下有序,长幼有伦,内外有别”的礼制格局划分。第一进的厅住的是下人,房子较简单,第二进的门厅是主人的起居室和客厅,第三进才是卧室。

后通道东西各有一道门,出东门通往柏树院、长工院方向,入西门便进了老二王汝成凝瑞居的后通道。

老二凝瑞居与老大敦厚宅的建筑格局及功能大致相同,只是在部分建筑的形式上有所区别。为了节省时间不走重茬路,游览凝瑞居,依照景区设置的线路,从后通道倒着往前行进。

穿过了凝瑞后院、前院,来到老二家的大门口,王家老二(王汝成)官居二品,虽比五品的哥哥官高钱多,但作为家居门面还是有长幼之分的,他的门楼并不比哥哥的高大奢华,只是门槛要比哥哥家的修的高。听导游说,越是富贵人家门槛就越高,这叫高门人家。

出了凝瑞居接下来到两家共用的桂馨书院,与两个主院相比,该院房屋比较低,便于采光,感觉明亮,整体装饰很简单,避免玩物丧志,适宜读书。书院旁边是个花院,读书累了还可以在花园里放松一下,劳逸结合。

出了书院就来到了连接高崖堡与红门堡的小桥,过了小桥便是红门堡。红门堡本名恒贞堡,传说恒贞堡内“平为福”院建成之后,院主人王家十六世孙王中极,为图大吉大利,听信阴阳先生,将大门漆为红色,不料有人告发其犯上,惹来了祸端。好在王家朝中有人,消息灵通,在朝廷查办人员到来的前一天夜里,王中极已将大门改漆为绿色,免去了一场祸患。从此,恒贞堡便有了红门堡的俗称至今。

红门堡建于乾隆四年至乾隆五十八年,历经54年建成,居住了王家从十四代到二十一代共八代人。其体状呈长方形,南低北高,四周顺山势高墙壁垒,顶部筑有凹凸整齐的垛口,与城墙一般,最高落差达28米。一排排院落依势就型,整齐地由低到高排列,并以中间干道为主轴,左右分列,加上东西横穿的三条巷道,全部建筑构成一个巨大的“王”字,而整座围墙护院,则形似一条巨龙环绕四周。如此以“龙”作为象征,无疑表明了王氏望族作为龙的传人的一种本能心理,或憧憬家业龙腾飞跃,或企盼子孙成龙变虎,或凭借龙的威慑力来渲染宅居的气势。

沿着所谓的“龙身”依次走过了“王”字的每一横笔,各个院落大同小异,就连布局也基本相似。

王家大院是依山而建,沿着长长的通道依势而上,便来到了后花园。这个后花园不大,融合了南方和北方的建筑风格特点,假山水池非常秀气,还有旁边的龙背墙,都是南方的建筑特点,再往后看是王家招待朋友的客房,客房却是典型的山西窑洞的建筑风格特点。

从后花园出来可拾级登上北堡墙,这是城堡的制高点。转身俯瞰,大院全景和静升古镇的风貌尽收眼底,沿着墙垛往下走,能清楚地看到一座座院落和中间的小巷。

王家由农到商,耕读传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层次,为步入官场而铺平了道路。从十三世至十五世期间,王氏家族开始做官为宦,鼎盛时仅五品至二品官员就有12人。

到十八世之后,王氏家族逐渐衰败。其原因除社会、政治、经济等客观因素外,究其本身,主要是后世不争,日趋奢靡,尽弃先祖勤俭创业之美德。一度,王家族人中,有荒于学业以钱捐官者,有疏于耕作醉于鸦片者,终致家族渐衰,部分宅院被抵卖。最先被抵卖的是红门堡内的一家。

王汝聪、王汝成兄弟二人有四子四孙皆因吸食鸦片家败人亡,惟一一个曾孙王嘉言还是继子,他在光绪十七年(年)把高家崖一万多平方米的府第门院全部卖掉,卖房换来的钱很快被败光,最终自已不得不流落街头乞讨。红门堡匾额“阖堡同宗”也因外姓人入堡而改为“阖堡同德”。

这个曾富甲一方数百年的家族和旧时许多大家族一样,从最初的艰苦创业,逐渐走向辉煌,但终究还是逃不了兴衰起落的规律,不禁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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