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晚期飞天，弱化了洒脱豪放的少数民族气质，摆脱了坦胸露腹露脚的印度习俗，转变为端庄内敛、裙裾包脚的汉装形象。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华大地四分五裂，人民饱受战乱流离之苦，但在文化领域却呈现出春秋战国以来少有的繁荣，各民族文化激烈碰撞，社会思想异常活跃，东西、南北各地文化汇聚于北魏平城，并在云冈飞天乐舞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东西文化交融对云冈飞天的影响：北魏从道武帝建国到太武帝结束北方十六国群雄割据的混战局面，一直推行武力掠夺与强行移民的政策，才使平城这个边陲小县迅速发展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大量的西域民间商胡往来于丝路之上，所谓“商胡贩客，日奔塞下”，由此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尤其是古龟兹国（现新疆库车一带）作为西域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是印度佛教东传的主要中转站。
公元3世纪中叶，龟兹佛教已经非常兴盛，龟兹历来以能歌善舞闻名，在佛教浸染下龟兹乐几乎成为佛乐的代名词，龟兹乐舞既有浓郁的西域少数民族舞蹈特点，又带有印度佛教色彩。北魏拓跋作为游牧民族本就喜爱歌舞，通过战争、朝贡、贸易、人口迁移、佛教传播等多种渠道，把以龟兹乐为首的西域、西凉乐舞都汇聚于平城，宫廷贵族蓄养歌舞伎成风，一方面供自己享乐，同时也以乐舞炫耀武功与国威。
云冈石窟早中期飞天面如满月、直鼻大眼、四肢裸露、项饰璎珞、臂带环镯，其面相服饰无不体现出印度、西域西来文化的影响。南北文化交融对云冈飞天的影响：永嘉之乱后，晋王室为避战乱南迁至建康，建立东晋。
魏晋名士群体不满社会时局，对封建政权采取逃避态度，崇尚玄学，常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寻找精神寄托，这种思潮对南北朝的文学艺术形态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魏末晋初的竹林七贤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常聚于竹林喝酒、纵歌、抚琴，肆意酣畅，他们的诗作、文论不仅流露出魏晋名士超凡脱俗的玄远气度，还影响了东晋南朝人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情趣。
这一时期还形成了以瘦为美的风潮，人们为了清瘦苗条，宁肯吃糠咽菜，竟然出了“看死卫玠”的典故。
曹魏文学家曹植创作的辞赋名篇《洛神赋》描述了作者与洛水女神人神邂逅的凄美传奇，描写了美丽的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肩若削成，腰如约素”的仙女神韵。
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用流水般的线描绘就《洛神赋图》，传神地把曹植的意蕴展示了出来，成为后世表现清瘦绰约、云髻巍峨的仙人形象的典范。
北魏建国后，一方面通过启用中原士大夫参与北魏国家制度的建设，同时也效仿汉朝和亲政策，通过拓跋氏与中原士族闺秀的联姻把汉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乃至伦理观念、意识形态带进拓跋社会，促进北魏社会从草原文化到农业文化的转变；另一方面北魏与江南的宋、齐、梁三个朝代对峙期间，既有战争对抗，也有战争间隙断续维持的外交贸易关系。
由此，北魏不仅盛行胡乐胡舞，还在征战中获得了中原旧乐，盛行江南的“清商乐（吴歌与西曲）”等柔曼轻灵的汉族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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