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观云冈石窟造像处处可见文化多元共存的杂糅性，主要体现为两大模式：多民族文化交融模式和佛教与世俗文化的融合模式。
多民族文化交融，这是北魏时代特征。平城又是北魏丝路文化的重要节点。云冈石窟造像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特征不仅体现在汉族与鲜卑族等北方民族文化的交融，北方民族相互间的文化交融，而且体现在西域文化、西方文化对北魏文化的影响。其背后折射的是北方民族民俗文化圈的共性特征，折射出胡汉文化、农耕和游牧文化的交融，丝路文化促进中西文化的交融。
第九窟前室
云冈石窟出现游牧民族的穹庐顶、汉族的盝顶和屋陇顶并存的龛形屋顶。鲜卑族原居洞窟，再住穹庐，在南下封建化的过程中又渐习屋宇居住。云冈石窟佛像和建筑形制结合的模式有二：第一种是佛像于华盖下常为立式，一般屋形龛下佛像呈现多、立、大的特征。第二种是盝形帷幕龛、穹庐龛、圆拱龛佛像常为坐式，则有少、坐、大的特点。如第11窟西壁屋形龛下立佛，第13窟南壁宫殿屋形龛七佛立像。第12窟前室西壁宫殿屋形龛面阔三间三佛两边侧立菩萨，建筑明显为汉族式样。
第十一窟西壁中层
第10窟前室西壁宫殿屋形龛若以树为柱的话，也是三间三佛。屋形龛的造像特征应该受汉族农耕定居生活、聚族而居习俗影响。盝形龛受中国盝形顶、印度犍陀罗盝形龛影响，较早出现于云冈中期装饰佛菩萨，唐后渐失。斗拱是中国古建中特有的构建，最初起承重作用，后世逐渐突出装饰性。一斗三升拱、人字拱在汉族早期建筑中起着承重、美观的作用，造型多简约古朴厚重。云冈石窟佛像龛形中人字拱多为直脚（后世多用曲脚，唐后少见）一斗三升拱形少弧度，拱与檐呈平行。云冈石窟一斗三升拱和人字拱常组合运用，多见于塔庙窟、屋形龛，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北魏对汉文化的吸收。
栏杆装饰在汉族建筑中常见，云冈石窟造像也有体现。第9窟前室北壁明窗上方有6个圆拱穹庐龛内各站一人持乐演奏，前面有形似南北朝流行的勾片造栏杆。梁思成认为此类栏杆是万字勾栏，“其回纹与希腊万字纹，却绝不相同”。
第九、十窟前罗
此外，第9窟主室南壁东侧兄弟二人俱出家缘故事中屋陇顶下又设穹庐顶内置一佛，屋前栏杆和台阶栏杆均为勾片造。穹庐顶的龛和屋陇顶、栏杆建筑的结合，是典型的游牧文化和农耕定居文化建筑融合的例证，也是胡汉文化交融的结果。柱子的形状方面，第9、10窟前有数根石雕仿罗马柱，窟内龛柱有古希腊式柱身，两个大涡卷形装饰的爱奥尼克式柱头。但希腊爱奥尼克柱身多做上下贯通的一条条半圆形深沟槽，而云冈石窟中国化的处理是柱身满雕连续相接的花纹，如第9窟前室北壁交脚菩萨和第10窟前室北壁倚坐佛的盝顶龛柱子。另外古希腊柱子为上下粗细匀称的直柱，而云冈石窟柱子运到了汉族的“收分”技法。“收分”是中国古建筑按比例收分、根粗顶细（上细下粗）的柱子设计艺术，在汉代方形柱、八角柱多见，甚至还出现梭柱，影响到南北朝及后世建筑。云冈石窟柱头汉化、中国化，还表现在柱头做山叶蕉花化生童子、一斗三升等装饰，与西方迥异。第10窟前室东壁上层屋形龛四层塔柱，每层有逆发形舞者，柱头上雕刻山叶蕉花化生童子。
第十窟爱奥尼克柱
第9窟前室西壁上层屋形龛四层塔柱，每层有穹庐形龛内置坐佛，柱头上雕刻山叶蕉花化生童子。柱头化生童子与山叶蕉花的结合，应该是犍陀罗建筑艺术融入佛教文化的中国创造。此外这种山叶蕉花化生童子在云冈石窟第11窟佛塔的塔刹中也多有体现。王敏庆指出：山花蕉叶也叫受花、请花，“受花不是外来品，不是随佛塔的传入而传入我国，它是佛教艺术在中国发展的产物，是中国佛教艺术中所特有的”。而云冈石窟佛龛柱头的一斗三升运用更是完全中国化的造型了。
从早期的罗马柱、希腊柱头，到汉族的立柱收分建筑艺术，在云冈石窟均有折射，可见中西方文化在云冈石窟的碰撞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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