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第二期（中期），双窟的盛行，汉化加剧，西方因素复杂，是整个造像最复杂、精美、鼎盛的。大概特点如下1、新的洞窟形制：多以双窟、组窟形式出现。大佛像减少，形象的题材多样化，流行雕出世俗的供养人行列2、二期进一步汉化（或者说东方化），衣缘下垂的佛装、菩萨的交叉式披巾，褒衣博带的大量出现；3、魏以来分层分段附有榜题的壁面布局、汉式传统的建筑形式大量出现；4、西方因素最复杂的时期，希腊、罗马、天竺（印度）的卷云、卧兽柱头、束莲柱等、密教诸神、花纹的出现与融合。这其中异域色彩的植物纹，是对中国传统纹饰影响最大的元素，宿白先生提到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大批粟特人为主的西亚中亚人，居住在南北朝时期的黄河流域，他们的歌舞、喜爱的植物纹图装饰也在中原地区出现，特别是植物纹从5世纪末几乎替代了汉魏以来的云纹，云冈石窟中随处可见花草忍冬等植物纹石刻，就是这种文化交流影响的实证。”下图来自《宿白集》
当然由于汉文化强大的吸收能力，再多的异域元素，也无法动摇汉文化之根基，而是百川归海式地进一步丰富了汉文化，正如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合著的《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提到：“云冈石窟乃西域印度佛教艺术大规模侵入中国的实证。但观其结果，在建筑上并末动摇中国基本结构。在雕刻上只强烈的触动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其精神、气魄、格调，根本保持着中国固有的。”除此之外，从佛教发展宏观角度看，云冈中晚期出现了汉译《妙法莲华经》、《维摩诘所问经》的内容，如《见宝塔品》所记释迦、多宝并坐塔内的形象（也暗含当时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二圣并治的政治格局），《示疾品》维摩诘和侍者像。而这些造像内容及风格的变化，同时表明了大乘佛教在云冈及中原的流行；因为小乘佛教观念弥勒，所以云冈早期弥勒像居多而且为主佛，中晚期释迦、多宝对坐，多宝塔、千佛塔、维摩诘文殊像的增多，是追求普渡众生的大乘佛教流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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