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初的国家最高统治者把自己包装成上天派来的天子，起人神沟通的作用。到了秦汉，最高统治变成贵族集团首领。又从三国曹魏开始，皇帝彻底变成了权力层代言。
北魏第一位皇帝能在极短时间内崛起北方，得益于它建的秩序能满足一大帮人的生活诉求，尽管民族之间的语言以及生活习惯有这样那样的不同，可是对幸福日子的向往是一样的。
八王之乱，把汉人的世界打的稀巴烂，晋朝的子民疲惫不堪。在那个遍地修罗道时代，为了吃饱饭，根本不在乎为谁打工。当听到塞北有“平城”这样的一个充满希望的京城，怎么可能不心动？
那时的平城京就好比当代的北上广深，但凡有些能耐的人，谁不想在京里施展拳脚，买一套房？
汉化进程
北魏第一位皇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大同）以后，将地盘内大量汉人迁往这里，让他们大力发展农业，形成以鲜卑为皇族，匈奴为贵族，柔然、高车为战士的社会阶层体系。农民不用去打仗，只需专心搞生产，这样的状态要比给西晋做子民轻松很多。
接着，势在必行的汉化政策须由汉人来主持，不可避免的任用了一大批汉人做高官。为了统一思想，兴办教学，置五经博士，汉字被广泛推广。同时，佛的修行方法是以写经为一大功德，造佛塔、铸佛像少不了撰写文章立碑、开凿摩崖石刻。天下尽管战火四处蔓延，造像求长生的人却更多了，刻石佛，记文字漫山遍谷，由此一种沉稳拙朴的字体“魏碑”应运而生。
游牧向农耕文化的转变，魏碑是一个重要的进化符号。碑文后面手心紧紧攥着毛笔的可能是高鼻梁深眼窝的匈奴、鲜卑、高车、柔然人，多年以后，他们的子孙终于可以自在的使用这种文字，押韵地吟诗作赋了。
第一次法难
从各种古遗迹、岩画来看，北魏带给我们短暂的文化繁荣更激动人心。
北魏建国半个世纪后，先后更迭了三位皇帝后，终于统一了北方，国土面积前所未有地扩张到最大。然而，为了巩固现有版图，必须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各地的战事当中。佛教寺院兴起，大量年轻人出家为僧，社会财富被寺庙建设所用，导致军队无法扩张的现况激怒了第三位皇帝拓跋焘。在信奉道教大臣的怂恿之下，开始了对佛教的弹压。
太延四年（年），太武帝命令50岁以下的出家人还俗服兵役。之后，拓跋焘在镇压关中盖吴起义的同时，发现关中有的佛寺内藏匿武器，拓跋焘怀疑僧侣与叛军相勾结，于是在太平真君七年（年）下诏灭佛。各地焚毁佛像、佛经，禁止佛教的传播。由于这次运动波及整个北方，对佛教所造成的打击深刻，史称“第一次法难”。
僧人们失去了寺院，又不想卷入战事，或开始流亡生涯，或隐匿深山之中。在流亡队伍中，我们的第二号主角“昙曜和尚”登场，上演了“马识善人”的典故。
马识善人
同情佛教的太子晃提前得到废佛的消息，马上告诉了和他交好的昙曜和尚。和尚藏匿深山，因此躲过一劫。公元年，太武帝拓跋焘遇刺身亡，持续6年的弹压政策跟着戛然而止。次年北魏第五位皇帝拓跋濬登基。
第二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濬东巡，路遇由中山赴京（平城京）的高僧昙曜，却并不相识。可是文成帝的马认出了昙曜，用马嘴叼住昙曜和尚的袖袍不放。马是文成帝父亲拓跋晃曾经的坐骑，如果不是这匹老马，估计文成帝会和昙曜法师擦肩而过了。文帝由此感到佛法高深，遂命之为“沙门统”，主持全国佛教管理，并开凿云冈石窟。
昙曜五窟
昙曜和尚是凉州人，他的故乡在当时已经有了莫高窟。在更西，高车人的地盘早已建起了巴米扬大佛，全长公里的丝绸之路上尽是对极乐世界的向往。
依靠信仰贯穿起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仍然是强大起来的最好办法。生在旷日持久的惨烈战争时代，更要有强大的心理，撑起活下去信念，所以要建造一座非常巨大的佛像来承载这么多人的愿力。
昙曜五窟开凿于公元，位于大同市西郊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这里是内蒙古到山西的重要通道，即盛乐（拓跋鲜卑部落发源地，今呼和浩特市附近）到平城的必经之路。
昙曜五窟第十六窟是施无畏印的佛立像、第十七窟为交脚菩萨像、第十八窟也是佛立像、第十九窟施无畏印的佛坐像、第二十窟是施禅定印的佛坐像。第二十窟的主尊俗称露天大佛……
“昙曜五窟的五尊大佛代表北魏五个皇帝”（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拓跋余、拓跋濬），这一说法很值得细细思考。那个时代，任何一位能承载众生愿力的人，都会被赋予这样的光环。然而为什不是六尊或四尊？北魏的皇帝也不止五位啊！
在华严寺、善化寺，最大的主殿里仍然看到了五尊佛，这五尊却没有这样的说法。让唐、辽、金人继续保持着对北魏的崇拜，这一说法显然不成立。所以很有可能，这两所寺院背后，仍然是北魏时代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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