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布局和规模，唐代高僧道宣在他的《广弘明集》中做了这样的描述：“谷深三十里，东为僧寺，名曰灵岩，西为尼寺。各凿石为龛，容千人……石崖中七里极高峻，佛龛相连，余处时有断续，佛像数量孰测其计”，由此我们得知，在唐代云冈石窟寺不仅仅全部是男性，还有一个女人的世界。为何有这种格局呢，这得从文明冯太后当权后说起。
众所周知北魏高僧昙曜在文成帝时受命所凿的16-20窟，后来被学术界称为“昙曜五窟”，五尊大佛，五代皇帝，一一对应，分别是文成帝、景穆帝、明元帝、道武帝、太武帝，这样一来这组石窟寺便有了皇家庙堂的性质。自然，在当时无论是佛教界还是朝廷中，昙曜五窟的地位是非同一般的。只是可惜，这组佛窟刚刚完工，文成帝便英年早逝了。
文成帝死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实际掌握北魏朝政大权的是一位女性，她就是文成帝的妻子，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文明太后冯氏。冯氏无论是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还是作为皇太后，或者说作为宫廷斗争的需要，都会对这组石窟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同样，这组石窟寺对于文明太后也有着特殊的功用，这就使这组石窟寺成了文明太后进行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
根据《魏书》记载，自皇兴元年献文帝行幸武州山石窟寺后，有文字可查的再一次行幸武州山石窟寺的就是孝文帝了，时间是延兴五年(年),紧接着是太和元年(年)五月、太和四年八月、太和六年三月、太和七年五月，八年间五次登山礼佛或者说祭祖。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孝文帝初幸武州山石窟寺时，仅仅是个八岁的孩子，第五次行幸时也只不过16岁，不仅他的这些活动是受其祖母文明太后左右的，而且这些活动的主体实际上就是文明太后，文明太后，作为一个女性，要有一个适于女性活动的环境。
云冈石窟寺距皇宫有30多里路程，朝山礼佛，不仅得在寺内休息进餐，有时还得过夜。太和四年八月就是“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庚戌还宫”,在寺内住了两夜，文明太后作为一位政治家，一定需要一个能够避开政敌的环境，特别是开头几年她和献文帝斗争白热化的时候更是如此。正是出于以上的原因，可能在文成帝晏驾不久，文明太后就把她丈夫苦心经营的这座国内第一流的石窟寺改作尼寺，并交给有身份、信得过的尼姑掌管。
这样一来不仅便于她进行佛事活动，避免女性当权者可能招来的流言蜚语，而且也可以避开献文帝及忠于献文帝的男性大臣们的视线，与她身边的近侍们决定大事。
至于《魏书》中之所以未载文明太后到武州山礼佛的情况，可能一是由这部史书的体例所决定，不能给一位皇后以大篇幅的传记，因而像朝山礼佛这等小事难以入传。二是《魏书》作者魏收受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的局限，把文明太后的一些重要活动都记在了年幼的皇帝孝文帝头上，而她自己的单独活动则被忽略了。
上面我们看到了献文帝仅有的一次武州山石寺之行是皇兴元年，而孝文帝的武州山石佛寺活动则是从延兴五年开始的。这中间相隔的八年，没有任何关于帝王行幸的记载。为什么献文帝只在即位后不久到过武州山石窟寺一次后就再不上去了？
这确是一个不解之谜，想来皇兴元年献文帝行幸武州山石窟寺，昙曜五窟刚刚建成，这里还是一座普通的佛寺，它的寺主很可能就是昙曜。后来文明皇后为了自己活动之便，把这里改成了尼寺，献文帝自然就不便再来了。于是他把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转移到了京城以北的崇光宫，后来鹿野苑石窟寺建成，他索性移御崇光宫了。
昙曜五窟既然改成尼寺，就成了文明太后进行佛事活动兼缅怀亡夫特别是制定军国大计之所在，想来这八年中，文明太后在这座寺院的活动一定更为频繁，只是由于她的这些单独活动既不可能记在献文帝的本纪里，又不可能附入孝文帝本纪中，便只好缺如了，但这绝非史家的疏漏。
太和七年以后，文明太后与孝文帝的佛事活动转移到了方山思远寺，沙门统也由思远寺寺主法师僧显继任，因此史书上便再未记孝文帝在武州山的活动，可能自此以后五窟的地位也有所下降，但总的来说，云冈石窟寺尼寺的始作俑者是冯太后是可以定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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