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户县现存两尊北朝佛教石刻及相关问题
《文博》年01期党小娟，杨金玮,王冬梅
摘要：通过对户县现存两尊北魏、北周时期佛教石刻的介绍，谈陕西境内北魏、北周时期佛教造像的几个相关问题，分别从遗存情况、遗存少见的原因、艺术特征对隋唐佛教造像的影响以及造像的保护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北魏北周佛教造像
一、户县现存两尊北朝（北魏、北周）时期的佛教石刻
造像碑是北魏至唐代风行的、特有的宗教文化艺术品种，最盛期在北朝晚期，这与当时佛教在中国的兴旺有着紧密的联系。户县文庙现存有两件北朝时期的佛教石刻，一件是北魏造像碑，另一件是北周菩萨造像座，这两件石刻都有明确的纪年铭文和发愿铭文。
北魏造像碑，原在户县庞光镇东焦将村北云游寺旧址，后收至户县文庙，造于北魏永兴二年（公元年）。碑为青灰石质，呈四棱柱形，上窄下宽，高厘米，顶部边宽23-24厘米，底部边宽31-33厘米，上下正中各有一圆樨。碑四面上部釆用深浮雕手法各凿一高30厘米的拱形佛龛，中间雕佛坐像一尊，交脚而坐，右手置胸前施无畏印，左手下垂施与愿印，身着通肩袈裟，衣纹自然流畅，干练利落，二侍者分立左右，佛像和侍者造型消瘦，朴实自然。四面佛龛形式基本相同，龛上下刻浅浮雕供养人画像和飞天、房屋、动植物等图案。碑下部四面通体刻记文，为魏体风格，共余字，字体点化峻厚，苍劲有力，内容为发愿文和供养者提名。
由于石质较粗，文字湖蚀严重，从残存文字可辨：……夫真容□□非玄鉴元□□其尼洪猷像莫非慧明□瑛其旨□以能人口量常口影口□岱口口口口□涸口更流□生□蒙革而洗口合诸来邑子卅五人等生口不幸釐此纷纷甲辰恤起波栖逃奔冥因之会不谓同趣于僕口山口口口洲□□人凡主口舍奴□郡人等口之口灵口口仝家道遥于十口口大魏永兴二年岁次癸丑口口口中□□归口□口口口□□□口土之养口造石像一区愿国口延隆四海清口合口口□富昌映昌超昌七世□口口口师友眷属成共成佛刘众口书生尹子勇□口口口口口□□□□□□□□□□□□□□□□□□□
北魏末期，社会动荡，先后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起义共持续了八年之久，后被镇压。其中正光五年（公元年即甲辰年）四月爆发的“关陇起义”声势巨大，波及到了关中地区，从断断续续的碑文判断，“甲辰恤起波栖逃奔”应该就是指“关陇起义”时社会动荡不堪，百姓流离失所，四处奔波逃亡，社会动荡平复后，供养人回到家乡，“永兴二年岁次癸丑”造供养佛像以求平安，祝愿国运延隆，四海清静（图1、2）。
北周菩萨造像座，原弃置于甘河镇甘河桥头，年收至文庙。造于北周大象二年（公元年），从铭文判断，为一尊观世音菩萨造像底座。灰白石质，通高65厘米，上部为圆形覆莲座，直径43厘米，中心有-方形卯眼，莲花座下有三层台，呈多边形，四角各雕一蹲狮，均残。下部呈四方形，边长73厘米，高34厘米,正而镌刻发愿记文，两侧面线刻佛像和供养者像及姓名，供养者身后刻有牵马仆人和驾车仆人，刻画细腻，线条流畅，人物宽衣博带，面容丰满，形象逼真。该佛座造型厚重敦实，从硕大的体量判断，其上的观世音菩萨像也应体量较大。
录铭文如下：
我宗本口□理不可易是□穷妙于□口之口万行起于深信之宅传老德合家大小玄心大法造观世音菩萨一区及有累劫之津愿发菩提心四信不怀忍心成就常识宿命具被八万四千法藏勤行六度于身命财舍不吝于有为法了了见过戒除三毒常在生死教化众生莫生悔退愿法界众生□求如意常行婆若婆罗蜜同修是业一时成佛大象二年十月八日造讫佛弟子孟通德息华达供养佛□口口阿华供养佛佛弟子王智孙像胜供养佛一心供养佛□□供养佛孙后胜供养佛□口子白石县人传孙进供养佛□德一心供养佛德息□口口一心供养佛广妻□口口供养佛□□宋富容供养佛□□女仁一，。供养佛德女配妃一心供养佛。
此像造于北周灭佛后佛教逐渐恢复的时期，所以更显珍贵，铭文屮有“白石县”字样，应该位于现四川省通江县境内，对于研究古地名有-定的参考价值。
佛教是在西汉时传入中原地区的，在南北朝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户县地处秦汉时的I：林苑，南北朝佛教兴盛时寺院密布，据载有“草堂、罗什、罗汉、云际、大圆”等名寺，僧侣众多，佛事兴旺，也留下了很多佛教文物，这两件石刻对研究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有着一定的意义。
二、陕西境内北朝（北魏、北周）时期的佛教造像现存情况
据目前发表的文献记载所见，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遗存有：陕西长武丁家乡直谷村一客藏中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共24件（近半数为明确纪年的北魏作品，纪年分别是北魏太和三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北魏景明元年、北魏延昌二年、北魏延昌三年等）也陕西耀县藏（北魏始光元年）北魏魏文朗造像碑粉；石窟遗存中所见北魏时期佛教造像的有：宜君县的秦家河、花石岩、福地、苜蓿沟、彭村、安塞县的剑化寺、云山品寺、黄龙双龙香坊、甘泉老君寺、彬县大佛寺等处闵。福地石窟为西魏大统元年所开建，在宜君县城东十五公里的福地水库的山东面，石窟面朝东，高2.1米，宽2米，深1米，窟内雕有释迦牟尼像和出游图等（北面有两龙相交的浮雕图纹，南面雕有文殊菩萨像；并在上部雕一组七个飞天，飞天手中分别持有萧、长鼓、琵琶、筝等不同乐器；下面还雕有二女观看二男相扑的图纹）。窟内文字记载，这是北魏初年的作品，形象生动，是研究北魏历史和我国美术史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陕西境内北周时期的佛教造像有：1、耀县药王山摩崖石刻造像（第二号窟内北周弥勒佛）；2、西安碑林（佛像，武成二年，公元年，肉髻低平，涡形纹，腹部突出，通肩袈裟，右手残。左手握衣角）；3、北郊释迦立像（保定三年，公元年，无头，腹部突出，通肩袈裟，右臂前伸，右手残，左手手心拖宝珠，指尖握衣角，覆莲台，蹲狮方座，保定三年岁次葵未七月葵亥十五日丁丑佛弟子苻道洛为亡父母造石像一躯）；4、北郊立佛（保定五年，公元年，低平螺髻，腹部突出，通肩袈裟。双手残，覆莲台，蹲狮，方座。保定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清信女范令为一，切法解众生，为亡夫，景略造释迦石像一躯，令得成就）：5、西安东郊立佛（大象二年，公元年，低平螺髻，腹部突出。通肩袈裟。右手残，左手握衣角。覆莲台，蹲狮，方座。正信佛弟子张子闻为，七世父母敬造释迦玉像一区……大象二年七月廿一日建）。
从此看出陕西境内现存和发现北朝（北魏、北周）时期的佛教造像以及石窟寺遗迹不是很多。因此户县的这两尊也算弥足珍贵的作品了，实为研究当时的历史及美术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三、北魏、北周时期佛教造像在陕西境内目前发现不甚丰富的原因
我国南北朝时期是佛教繁盛发展的时期，当时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寺的开凿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北朝时，大力提倡佛教，佛寺遍布各地，僧尼多到惊人的地步。北魏时，寺院有三万所，僧尼有二百多万，在南方，南朝，佛教也在传播，梁武帝时一度定佛教为“国教”，仅建康城就有寺院五百多所，僧尼十余万，更有唐诗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足见当时的繁盛景象。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年），魏太武帝拓跋寿自长安起开始毁佛，长安佛教一下紊乱至极，佛教的中心转移至北魏首都平城。和平初年，云冈石窟开凿，并成为中国北方新的开窟造像中心，太和十九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造像中心也自平城南移至洛南伊阙；后经西魏、北周的弘扬，长安佛教自姚秦以来再度兴盛，但到了北周建德三年至七年（公元-公元年）北周武帝敕断佛道二教，史载经像悉毁因此两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毁佛、战乱等也就成了陕西境内后世少见北魏、北周时期的佛教造像的主要原因，后世少量遗迹多见于石窟寺，但跟当时的繁盛景象相比较，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物只是弥足珍贵为数很少的一部分。
四、北魏、北周时期佛教造像的艺术特征及对隋唐后世的影响
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特点是细颈、削肩、平胸和秀骨清像、褒衣博带、袈裟宽大厚重，华丽繁塀。而北周佛像身躯粗壮敦实，头大体短，多为螺髻，面部方圆丰满，颈部短粗，肩部圆润，腹部微凸，通肩袈裟，贴体简约。手印方面，右手多前伸，施无畏印，左手抓握衣角。袈裟多呈内外两层，外短内长，裙摆微外侈。形象上一改北魏一西魏时期的特点，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一璘琨。此种特点不仅在纪年造像中体现明显，在无纪年的北周单体造像上也可见到，作为北周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地区出现了具有新风的造像，与长安的特殊地位及其佛教的源远流长紧密相连。长安佛教肇始于西晋竺法护于长安的译经活动，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尊奉道安，鼓励其译经、制定仪轨等，为中国佛教奠定了基础。随后后秦姚兴以国师之礼迎请鸠摩罗什到长安讲学译经，随着罗什在长安活动的深入，加之姚兴的大力提倡，长安遂成为北方佛教中心。北周造像新风的出现，除与长安佛教发展有关外，更直接的原因当是北周的“复古改制”。《周书》卷二记太祖宇文泰“性好朴素，不尚虚饰，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作为北周奠基人物的宇文泰曾提倡“行周礼，建六官……初，太祖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周明帝、武帝皆崇尚文儒，提倡简朴。《周书》卷二又记武帝“身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诸宫殿华绮着，皆撤毁之，改为土阶数尺，不施林。其雕文刻镂，锦绣纂组，一皆禁断。”于是古朴之风渗透到北周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对北周佛像艺术也会产生不小的影响。北周造像一改北魏西魏华丽、繁缰的风格，出现较为简约、古朴的新风就是其表现一瑜琨。
北周造像袈裟宽大厚重的特点是承袭北魏、西魏风格，而轻薄贴体造像风格又与南朝造像相近，故北周造像并非完全由西魏的风格演变而成，其来源似很复杂，在此从造像样式、袈裟特点两方面试做分析。北周单体造像以长安为中心，在陕西关中及其周围地区流行，其造像丰满壮硕，袈裟厚重与轻薄贴体并存，这些风格的来源并非单一的北魏西魏传统，而是与当时的益州密切相关，同时外来的犍陀罗、笈多造像风格也对其产生了影响。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北周造像出现了与北魏西魏、东魏、北齐不同的风格，促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北周“复古”改制。更为重要的是，它对辉煌成熟的隋唐造像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华
五、石质佛教造像、石刻的保护问题
既然陕西境内北魏、北周时期的佛教造像十分珍贵稀缺，因此它的保护问题尤显重要。石质文物的风化原因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室外露天的石质风化更为严重。风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受石质本身的性质、保存的状况以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的影响。石质文物的风化腐蚀，与其本身的性质有着直接的关系。化学成分、孔隙率大小和胶结物类型等的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化学因素的影响主要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对石质的（特别是碳酸盐为主的石质）的侵蚀是很严重的，而大气中，金属氧化物和高温、高湿又在风化过程中起作催化作用。
物理风化作用是指水、温度、风等生物因素的影响：水是带动有害气体等进行侵蚀等化学反应的根本原因，温度等形成的不均匀膨胀及反复作用也是造成石质文物破坏的一个原因；风伴砂对石质文物可以加速加深水的渗透，从而加剧石质表面的剥离和脱落。
生物因素的影响：在地壳上存在着大量的生物，这些生物生长在包括空气、水、石质裂缝中，它们的生长、活动与死亡，都直接或间接的造成对石质文物的损坏，有的是机械破坏作用；其中藻类，苔薛等低等植物以及细菌等其他微生物，它们的新陈代谢产物有各种的有机酸、碳酸、硝酸、铉盐等，均可侵蚀石质中的胶结物质而造成对石质文物的破坏。
控制馆藏文物的室内尘降，进一步改善文物的小环境，加强日常维护和管理，越来越成为有效的减免这些馆藏文物的主要病害形式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水是石质文物内源性病害产生的核心因素，生物的生长、冻融的产生、化学反应以及溶解结晶都离不开它。对于户外文物来说，利用现有的透光性材料进行合理的、有效的展示研究，应比化学封护更安全有效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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